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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辉(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百年历史的科学概括和总结。
    毛泽东同志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1921年开始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他要求把辛亥革命看作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条件，要从辛亥革命入手探讨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关系。
    早期共产党人基本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深刻影响，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早期共产党人有的亲自参加了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继续探索中华民族解放的出路，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朱德等。从党的一大代表看，在13位代表中，有7人或参加过辛亥革命（董必武），或受过辛亥革命的感染、读过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李达、毛泽东、邓恩铭、王烬美），或接受过同盟会会员的启蒙（何叔衡、陈潭秋），都吮吸着辛亥革命的反抗精神和民族意识，产生了爱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从党在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来看，有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李立三、孙兆征等直接受过同盟会及会员的影响，有的直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从第一代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5人中，除任弼时在辛亥革命时期年幼，其余都受到辛亥革命的洗礼与熏陶。因而，辛亥革命激发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民族意识，使共产党人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
    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都是为“振兴中华”这个共同的目标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孙中山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由于种种原因，他始终无法完成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转变。正是在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接过了孙中山未完成的夙愿，重新举起了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对孙中山的事业进行了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充分认识到只有孙中山才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主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将阶级利益同民族利益有机的结合起来，推动了中华民族真正独立解放、中国人民获得民权、民生的历史进程。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中国人民的事业摆在第一位，继续以实际行动实践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使中国从半殖民地社会上升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历史阶梯上的接力者。
    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百年，除了对历史事件的追思与怀念，更重要是两岸要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下，在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弘扬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情怀，凝聚包括台湾同胞的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90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标”。

■郭汉民（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品读辛亥革命之精髓
传承辛亥革命之精神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00年，中国也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的英杰们的光辉业绩却是永存的，他们的伟大精神却是常在的。
    辛亥革命开始了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从两个方面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一是从政治体制上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一是从观念形态上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开始广泛传播并逐步深入人心，从而使中国历史发生了一次伟大的飞跃。辛亥革命的纪念日10月10日将同美国独立的7月4日和法国大革命的7月14日一样不朽。
    辛亥革命精神是辛亥革命先辈们用无数的生命和鲜血凝聚起来的精神财富，集中体现在“振兴中华”上。为振兴中华，辛亥先辈们反对列强侵略，维护民族权益，争取民族独立；为振兴中华，辛亥先辈们追随世界潮流，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民主共和。为此，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愈挫愈勇，百折不挠，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革命与奉献精神。
    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纪念辛亥革命，缅怀和宣传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辈致力于振兴中华的光辉业绩，传承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承与发展，是实现振兴中华，完成民族复兴大业的必由之路。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纪念辛亥革命的最好办法，就是牢记辛亥先辈的革命业绩，弘扬辛亥先辈的革命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一个为民主宪政而流血的著名革命家宋教仁，他曾勉励同志“树立大志向，预备真本领”。广大青年学生要记住宋教仁的话，要志存高远，胸怀振兴中华的志向，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复兴大业紧密联系起来，同时又应脚踏实地，潜心读书，用人类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和智慧将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并争取多一点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多一点了解社会现状，将个人的志向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为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努力。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毕竟只代表过去，未来还需要青年一辈们去努力创造。点亮这盏历史的明灯，担起肩上的责任，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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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的湖南人
——以蒋翊武为例

    湖南人在中国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是功不可没的。黄兴、蔡锷、宋教仁、刘复基、焦达峰……一连串闪光的名字，犹如天河中灿烂的星辰，照亮了晚清黑暗的天空，唤醒了中华民族的黎明。湖南，这个近代中国“最有生气之省份”，是许多辛亥革命人物的故乡，也是辛亥革命的首应之地。
    湖南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举足轻重的地域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武昌首义时，组织领导者是湖南人；领导武昌起义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成员大部分为湖南人，贡献最大、牺牲最为壮烈；武昌首义后，各省光复，率先响应的８省都督和负责人都是湖南人；还有一批批湖南精英离开家乡，奔赴战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不仅是舆论的骄子，还是战场上的英雄。
    蒋翊武，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被孙中山先生被誉为“开国元勋”的杰出爱国主义者，湖南澧县人。没有他作为总指挥的一声令下，武昌起义的枪声也许并不会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响起；没有他继黄兴出任总司令，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也许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早就得而复失。蒋牺牲后，孙中山高度评价说：“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
    蒋翊武对完成武昌起义的组织准备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武昌起义主要是新军中革命力量的起义，文学社完全是以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是在其前身振武学社、群治学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新军中力量最大。蒋是文学社的创始人和领袖。文学社以其“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的宗旨得到了广大新军士兵的拥护，通过不断积蓄力量，使文学社成了一支组织严密、机构健全、运转灵活而又能独立作战的队伍，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为统一革命组织，壮大起义力量，蒋翊武在文学社会议上，主动提出与孙武领导的共进会合作，随后立即派刘复基前往洽谈，从而使两大团体成功实现联合，由此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
    蒋翊武为武昌起义积蓄了军事力量。文学社吸收和发展社员主要以新军士兵为对象，因此，文学社组织发展的过程与在军事上准备武昌起义的过程是一致的。蒋翊武发布了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之后，出现了总指挥部遭到破坏，他被迫转移，刘复基也惨遭杀害的意外情况，起义军还是执行了蒋原来下达的命令，一夜之间使起义如期成功。这是蒋脚踏实地为起义作了充分军事准备的结果。
　　  蒋翊武为武昌起义的舆论准备作出了独到贡献。蒋以文学社经费资助《大江报》，使之成为文学社机关报，为武汉地区革命运动大造舆论。他确定了报纸面向新军，扎根基层，以广大新军下级官兵和劳动群众为主要宣传对象的原则，给各标营“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在各标营设立特约通讯员和分销处，建立通讯网；为照顾不同水平的读者，规定了文章尽量使用浅近白话；报纸新闻大多直指克扣军饷，官僚内幕以及不合舆论之处，使新军士兵与文学社心声相应，思想迅速革命化，“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大江报》为武昌起义的爆发起到了极大的舆论推动作用。所以，武昌起义能在新军士兵中首先发动，是与蒋大造革命舆论分不开的。
    蒋翊武推动完成了武昌起义的领导准备。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文学社便与共进会订立正式联盟，共谋起义。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10号，正式举行联合会议，决定成立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最高机关——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