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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从革命的初始动机来说，辛亥革命是一场排满反清的民族革命。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谈到晚清思想界“排满思想之引动”的情形时曾经这样描述：“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尽中国人的脸，国人正在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民族主义和排满反清思想在浙江思想文化史上有着深厚的积淀，梁启超所举风靡晚清思想界和青年国民阶层的四位“残明遗献”，以“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的全国四位大师，黄宗羲、朱之瑜两位都是浙江人，绝非偶然。
　　早在先秦时代的越国，勾践君臣就创造了发奋图强、继绝存亡的中国政治文化典范；从根本上说，越国对吴国的反戈一击，具有反民族压迫的性质。因为，吴国占领越国之后，“杀败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庙，国为墟棘”（《吴越春秋》），吴国对越国实行的是相当彻底的民族奴役政策。勾践的最终胜利表明，浙江先民具有悠久的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传统。从两晋之交到两宋之交，南下北方士人又带来中原汉民族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传统；南宋建都于杭州，更让浙江大地一百数十年间皆沉浸于民族耻辱和民族自强的激烈煎熬之中，让历史见证勾践报仇灭敌政治典范的巨大启迪价值。考察文献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南宋爱国志士都曾在文集中反复思考过勾践报仇灭敌这一政治文化典范的积极意义并借鉴到现实的抗金斗争中，几乎所有曾经领导抗金斗争的皇帝也都受到这一政治文化典范的深刻影响。例如，就后者而言，曾反复与臣下讨论勾践灭吴史事的孝宗固然如此，即就其抗金立场向来颇受争议的高宗而言，他在绍兴初年曾“淬砺军政，搜拔将材”，组织抗金，“敌至辄破，不惟愤之，且欲吞之，故能转弱而为强”（《西山文集》卷十四《十一月癸亥后殿奏己见札子》），使局面焕然一新，相当程度上也是受到这一政治文化典范的影响结果。理宗时期姚勉建言朝廷重新振作，积极组织抗敌救国时，对此曾有中肯的分析：“高宗皇帝初在临安，尝有圣制曰：‘愿同越勾践，焦思先吾身。高风动君子，属意种蠡臣。’此诗也，盖高宗皇帝中兴之规模也。”（《雪坡集》卷二《庚申封事》）很显然，正是因为建都越国故地，上上下下直接受到勾践报仇灭敌这一政治文化范本的更多精神浸染，南宋才得以面临强敌压境、民族危亡的胁迫尚延续一百五十年之久，远超过东晋、南朝的任何一个朝代。
　　进入14世纪，凭借着反民族压迫的悠久传统，浙江人民与文化人物毫不犹豫地继续站在民族斗争的前列，在三波反抗民族压迫、追求民族独立的斗争浪潮中，坚韧顽强，前仆后继，构成中华民族反抗民族压迫之自强不息斗争运动的中坚力量。
　　第一波即是元末朱元璋领导的反元民族革命，以“浙东四先生”刘基、宋 、章溢、叶琛为代表的浙江文化人物，或以军事谋略，或以文章学问，或以安邦治民之才，为这一民族革命的彻底胜利发挥了“指导教师”的作用。其中刘基对反元战争的全局和一些关键性战役，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设想和战役战术方针，从军事上一步一步奠定反元民族革命成功的可靠基石；宋濂不仅是明朝建国初期各项典章制度的主要设计者，还是反元民族革命最杰出的鼓动家，那篇旗帜鲜明地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民族革命大纛，旗帜鲜明地提出“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如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这一正确民族政策，对朱元璋大军挥师北上，彻底扫荡元朝势力的北伐檄文，就为宋濂所写。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八记载，这一檄文发出之后，“大军勘定者犹少，先声归命者更多，……乃在人心之豫附矣。”这篇檄文在当时所起的巨大作用，诚如吴晗《朱元璋传》所言，它使“当时各阶层人民所欢迎所拥护所争取的目标在这篇檄文中特出的揭示出来，这样也就自然产生出不可抗拒的力量，为最后胜利铺平道路”。
　　第二波是清人占领江南以后，南明时期的反清民族自卫斗争，浙江文化人物和其它人民一起，为抵抗清军的掳掠、屠杀、占领和赤裸裸的文化奴役主义，进行了最坚决的反抗，做出最壮烈的牺牲。如顺治二年闰六月，平湖人、崇祯四年进士屠象美组织嘉兴保卫战，坚持二十多天被清军攻破，城中“逃出者十二三”，“其馀尽行杀戮，血满沟渠，尸积里巷；烟焰涨天，结成赤云，障蔽日月，数日不散”（南园啸客《平吴事略》），被清军屠杀的嘉兴士民不下十万；同时，大学士朱大典组织金华保卫战，“七月十六，城破，屠城，朱合家焚死”（徐芳烈《浙东纪略》）；顺治八年八月，抗清基地舟山，因主力北伐吴淞，“城中兵六千、居民万馀，坚守十馀日而破”，“总兵刘世勋、马泰、李向荣、单登公、杜芳、夏霖、解龙、朱起光、沈云、任则治、曹维周、张率治率兵民巷战死，宫眷皆沉井死”，南明鲁王监国大学士“张肯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妇、一女孙先死，乃从容赋诗自经”（李天根《爝火录》），“礼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工部尚书朱永佑、通政司参议郑遵俭、兵科给事中董志宁、兵部侍郎中朱养时、户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礼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开国、朱万年、顾珍、工部主事顾宗尧、工部所正戴仲明、礼部主事苏兆人、安洋将军刘世勋、左都督张名扬、锦衣卫指挥王朝相、内官监太监刘朝、定西侯参谋顾明楫、贡生娄文焕、诸生林世英、朱锡龄等并死之。北兵相谓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阴、泾县合舟山而三耳！’”；顺治十三年，“北师复取舟山，英义伯阮骏、总制陈雪之并赴海死。北人以舟山不可守，迫其民过海，溺死者无算，遂空其地”（翁洲老民《海东逸史》）。
　　尽管这一波反抗以失败告终，但浙江士人的民族思想在惨烈的斗争实践中获得了发展，民族情怀和民族意识在浙江士人和浙江文化中更深刻、更持久地潜藏下来，一如当年勾践卧薪尝胆、蓄志图吴时所言，“孤之怨吴，深于骨髓”，一切坚忍只待最终“一与吴交战于天下平原之野”，“越之士继踵连死，肝脑涂地者，孤之愿也”（《吴越春秋》）；亦如南宋初王十朋说越地的精神传统，“其俗至今能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会稽风俗赋》）。职此之故，在第三波反清民族革命的每一阶段，浙江士人都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兴起阶段，1901年创办全国最早宣传反清民族革命的报刊《国民报》，1902年成立志在推翻满清的全国最早革命团体“中国青年会”，1903年创办当时全国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反清革命刊物《浙江潮》；在发展阶段，越地诞生了辛亥革命全国三大主要团体之一的光复会，诞生了反清民族革命最著名的宣传家章太炎，最勇猛的实干家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和影响最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在高潮阶段，浙军联合友军以英勇顽强的战斗取得光复南京战役的胜利，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满清贵族宣布“清帝逊位”，直接奠定基础。
　　总之，从勾践图强、南宋图存、灭元建明到南明浙江抗清，再到浙江辛亥革命，构成浙江人民反民族压迫的完整斗争史；从宋濂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到辛亥革命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浙江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民族主义深刻影响了辛亥革命作为反清民族革命的斗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