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红船精神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图为南湖革命纪念馆中的红船。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夏天给北京大学留学生回信中的一句话，此后广为流传。这句话在信中自然有其针对性，是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鼓励海外友人了解中国国情，特别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如今看来，以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进而把握“中国道路”其所由来、其所向往，既是居域外观中国的主要视角，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自我定位的核心取径。至于具体如何把握，在笔者看来，可能需要把握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的基本历史线索，即所谓“脉络”，同时也要尝试去理解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因果逻辑，即所谓“因缘”。而这即是本文之立意所在。

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共识

晚清以降，因列强侵逼、内争不息，中华民族遭遇国家蒙辱、民众蒙难、文明蒙尘的至暗时刻。昔日那“天朝上国”的自尊乃至虚荣逐渐被一片片打碎在地，中国逐渐被贴上了“万事不如人”的落后国家、“劣等民族”之标签。而传统“精英阶层”以中体西用、谋求自强为准则的“改革”，在庚子、辛丑后基本失去合法性。中国人进入到一个失却重心和方向感的过渡时代。正如梁启超在 1901 年所言：“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特质造就时代精神。正是在这种苦痛、纠结的思想大环境中，中国社会逐渐凝聚起几股强大的社会共识。这些根本诉求如同地火奔涌，最终汇入中国共产党所高举的旗帜之下。这种社会共识或者说根本诉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对“救亡图存”的追求。一个国家要真正实现发展，先决条件常常在于实现民族独立、成为统一的现代国家。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沦入受列强欺凌、压榨的悲惨境遇，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在甲午、庚子之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感长期笼罩着中华大地；辛亥革命后，这种社会心理依旧没有得到纾解。基于此，民族主义思潮在民国初年大行其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民族觉醒浪潮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特别是明确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回应了亿万民众最深切、最迫切的呼声。中国共产党则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民众反帝爱国的强烈诉求深度结合，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民族解放道路，其关键在于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基石，深刻揭示列强侵略本质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并指出其与中国封建势力、官僚资本勾结，共同构成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中谈到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成功将民族危机纳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分析框架，为反帝反封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

其二是对“振兴中华”的追求。“落后就要挨打”，是在中国几乎人尽皆知的说法。曾几何时，中国这个所谓“泱泱大国”在鸦片战争后逐渐陷入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悲惨境地。因此从根本上摆脱落后，实现国家富强成为近代中国各个阶层、群体共同的梦想。洋务派的求强求富，维新派主导的变法图强，革命派的“振兴中华”，以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救国济世的主张，都曾为中国人所推崇。但在四分五裂、战火频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家富强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因此，如何完成国家统一一直是无数仁人志士殚精竭虑的奋斗目标。而中国共产党在登上历史舞台后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适应，强调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有机结合，自觉承担起领导人民群众振兴中华、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其实也是对国人富国强兵之热切期望的回应。

其三是“社会平等”的追求。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中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乡村里大量农民破产，城市里劳工阶层遭受剥削欺压，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在外国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的挤迫下生活困顿。这种普遍的“贫困化”问题，使得变革旧制度、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成为近代中国民众最迫切的诉求。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都反映了这一诉求。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便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为根本目标。而在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根本宗旨，以追求社会平等，保障和改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从土地革命到减租减息，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中国共产党奠定了社会平等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而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追求“社会平等”的尝试也曾走过弯路，其“左”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社会平等”这一社会诉求的过度反应和严重误读。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终于意识到实现社会平等、共同富裕的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立足点应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种政策转向，深刻体现了对近代以来民众追求公平正义之历史性诉求的庄严承诺与不懈奋斗。

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与当代国家制度形成深层互构

读懂中国，另一核心维度即在于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要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政治属性对中国国家制度的决定性影响。

党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国家制度的“灵魂”和“方向”。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根本政治立场。这一政治属性是新中国国家制度设计的“价值原点”，决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灵魂，深深嵌入国家制度的设计与运行之中。早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以“三三制”原则组织抗日民主政权，已经孕育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早期形态，积累了宝贵的政治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创造性地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制定并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从法律上保障了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是今天“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基础。正是在这样一套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法定程序，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关键环节中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保障了国家权力机关始终不偏离“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要求，确保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人民意愿高度统一。

在此基础上，党的组织原则塑造了国家制度的根本运行机制。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其科学内涵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国家机构的组织与运行之中，对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转起到关键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战争创伤严重、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百废待兴的严峻局面，正是依靠民主集中制所凝聚起的全党全国强大合力，中国共产党人才能领导人民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成功完成“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发展奠定重要的物质和制度基础，展现了这一原则下国家制度的政治效能。又如，在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上，我们党既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国家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又赋予地方必要的自主权，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种基于民主集中制构建的国家制度安排，其显著优势在于有效实现了民主决策与高效执行的辩证统一：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广泛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决策一旦形成，则能通过组织严密、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迅速有效地转化为实践和行动，避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偏弊。这正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要旨所在。

与此相应，党的性质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静态的，而是双向的、动态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制度是党的执政依托与治理载体。如前所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需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例如，“五年规划”等中长期规划由党中央提出建议，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后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发展蓝图；重大改革方案经党中央讨论、议定后，由国务院或相关部门制定具体法规推动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为我们党整合民意、协调各方利益提供了制度化平台，确保党的决策具备广泛社会基础。党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必须依托并遵循国家制度体系。国家制度不仅为党的领导提供了合法性支撑，也对其形成规范性制约。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活动有着明确要求，即党的领导是“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审计制度、监察制度的完善，强化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依法履职、接受监督，这就形成了“领导核心”与“治理体系”间的互补，推动了党的执政方式及自身建设的改革创新，这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自我完善也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深刻塑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

读懂中国，终究要落实到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把握，而这其中的关键即在于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具体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从政治建设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全面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现代化以人民民主为核心，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展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和执行力。从制定和实施一个个五年规划（计划）这样着眼长远的国家发展蓝图，到举全国之力建设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从统筹协调开展精准扶贫到应对自然灾害等各种复杂局面，均体现出强大效能。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将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贯通于基层治理与国家立法，浙江“枫桥经验”、北京“小院议事厅”等模式成为生动范例。此外，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深化执政能力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2012-2024 年查处省部级干部超 500 人，这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从经济建设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了发展奇迹与体制创新的双重突破。党领导的经济现代化创造了增长奇迹与制度范式。新中国成立初期建成独立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1978-2024年 GDP 年均增长 9%，经济总量从 3679 亿元跃至 130 万亿元，外汇储备增长 1.98 万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 200 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决定性作用”，同时强化宏观调控，避免资本无序扩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成熟定型保障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下，国有大中型企业做强做优，在国民经济中起到支柱作用；民营经济贡献了 60%以上的 GDP 和 80%的就业率，成为“中国奇迹”最大变量。同时，党和政府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从 1995 年的 0.5%升至 2024 年的 2.6%，中国已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之高地。

从社会文化建设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令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既有发展模式，建成世界最大社会保障网，人均预期寿命从 35 岁增至 78.2岁；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1949 年的 0.26%升至 6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引领绿色发展，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单位 GDP 能耗则近十年下降26%。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结合”，跳出了“古今中西之争”的窠臼，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数量从1949年的55个、21个发展到2023年末的 3246 个、6833 个，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起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综上，读懂中国共产党进而读懂中国，必须要对其间之“脉络”与“因缘”有所把握。那么，要想实现这种把握，则需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正是这份源于近代中国社会共识、民众诉求的初心，成为中国共产党穿越百年风雨、不断赢得人民支持、创造人间奇迹的力量之源和精神密码；也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性质如何塑造了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更要理解这一制度体系如何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进而深刻地影响、形塑了现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说到底，只有对这种党和国家的外缘内蕴互联互动的辨证关系有所把握，才能真正洞悉当代中国的基盘与底色。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