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人在理家的过程中，在不少事情上，或不愿贾母了解实情，或不想使贾母知道，总是采取“不报忧”的方式，为此，贾母曾借故向她表达过不满，但王夫人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凤姐生病，要用上等人参二两，王夫人到处去找，只找了一大包须末出来。“王夫人没法，只得亲身过来请问贾母。贾母忙命鸳鸯取出当日所余的来，竟还有一大包，皆有手指头粗细的，遂称二两与王夫人。”但经医生验证，认为这些人参“年代太陈了”“已成了朽糟烂木，也无性力的了”。“王夫人听了，低头不语，半日才说：‘这可没法了，只好去买二两来罢。’”同时吩咐下人说：“倘一时老太太问，你们只说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说。”从这一情节看，王夫人明知贾母处的人参已无效力，宁可欺瞒，也有忧不报。不仅如此，王夫人还害怕贾母事先知道一些“不好的事情”，使自己处于不利地步。在探春代理生病的王熙凤管理大观园时，王夫人特意将自己信任的薛宝钗叫到跟前，让宝钗这个“亲戚”身份的人也参与大观园的管理，并专门嘱咐：“凡有想不到的事，你来告诉我，别等老太太问出来，我没话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说。他们不听，你来回我。别弄出大事来才好。”鉴于王夫人的有事不上报，贾母曾经借鸳鸯拒 婚 事 件“敲山震虎”地向王夫人发怒：“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剩了这么个毛丫头，见我待他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他，好摆弄我！”贾母此言虽属气话，但却反映了她对王夫人“不报忧”行事方式的极度不满。
像王夫人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做法，似乎是很多人生活中秉持的做事习惯。总结起来，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投人“不喜听忧”所好，自己不愿做讨嫌者，尤其是如果“上有所好”，则更不愿意因“报忧”影响自身利益。在这一点上，历史上曾有许多“教训”，使人们对于“报忧”望而却步。例如，清咸丰帝继位伊始，面对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的重大危机，鼓励朝臣为朝廷提建议，指出皇帝的缺点。曾国藩“顺势而为”，向咸丰皇帝呈上奏章，指出了咸丰皇帝治理朝政过程中“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徒饰纳谏之虚文”“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咸丰阅后勃然大怒，认为曾国藩将问题归咎于君主，狂妄犯上，欲以严惩，甚至动了杀心。好在军机大臣用“若因直谏杀臣，恐失人心”相劝，才使咸丰压下怒火。但此事却埋下了君臣关系恶化的伏笔，后来虽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呕心沥血、功劳卓著，但仍不断受到咸丰皇帝的掣肘和冷遇。
二是“不报忧”能使自己的“能力”受到认可，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者隐瞒做事过程中的漏洞，使自己免受惩罚。在这方面，清嘉庆年间“癸酉之变”中出现的种种怪现象，则是一个全面而典型的例子。清嘉庆年间，曾发生农民起义军经过长期预谋，最终200余人攻入紫禁城的事件，虽然事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却暴露出当时官场存在的严重问题。在事件发生之前的一年时间内，有的官员已经发现线索，但因害怕给自己带来麻烦而将线索人员除掉；有的官员多次接到举报，却认为将此事上报朝廷等于抹黑太平盛世，对自己不利，干脆不去理会；有的官员不顾部下提醒，只一心想着去讨好皇上，全然不顾即将发生的事情；甚至在起义队伍已经进城，还有人怕担责而相互推诿，一系列的“不报忧”行为，最终酿成了清王朝的“癸酉之变”。
但是，历史总是在能够挺起“脊梁”的人们坚持下向前发展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宋真宗时李沆任宰相，王旦为参知政事，李沆每天向宋真宗禀报各地天灾、盗贼及不孝作恶的坏消息，真宗听了往往很不高兴。王旦认为：“这种琐碎的事不必让圣上烦心，而且常常禀奏一些不好的消息，会拂逆了皇帝心意。”李沆却说：“君主还年轻，应当让他知道各地艰难的情况，常怀忧虑警惕之心。不然，血气方刚的皇帝就算不沉迷声色犬马，也可能大兴土木、发动战争等。我老了，等不到那天了，这是你未来的忧虑啊！”果然，李沆死后，真宗在契丹讲和、西夏纳款的情况下，开始泰山封禅，汾水祭神，大建宫殿。王旦此时才感叹李沆见识深远。唐太宗可谓一代明君，面对魏征的一次次直谏，也感到非常难堪，甚至私下说出：“真该杀了这个乡巴佬！”但魏征去世后，太宗却感慨“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认为魏征去世，使自己失去了一面“可明得失”的明镜。这既体现唐太宗对谏言的容忍与反思，更表现出魏征以“人镜”自任的勇敢担当。
王夫人的“不报忧”，确实在一些事情上瞒过了贾母，甚至也得到了贾母的不少夸赞，但同时也使贾母错失了对贾府许多乱象的了解和处理，从而加速了贾家的最终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