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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我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四川外语学院报到。我是重庆人，分回故乡重庆的高校任教，我决心勤奋工作，为川外增光，为故乡重庆争光，也为我的父母和家族争光！

60年来，我总是认认真真地备课，兢兢业业地讲课，精心地评改和评讲作文。三十多年来，我没有缺过一堂课，没有迟到和早退过一堂课。我还参编和主编了几部教材，参与了全国和重庆多个学术团体的领导工作。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教过的许多学生，已成为我国的杰出人才，或在海外取得了可喜成就。

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认识到，要当好一名大学教师，不但要有很高的专业水平，而且要有广博而全面的知识，要有科学研究的才能；作为一名汉语写作学教师，还必须有很高的写作能力，才能教出既有专业知识、又有科研和写作能力、适应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因此，我在教学之余，还抓紧所有的节假日，呕心沥血地从事科研和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84年春，陈孟汀院长让我著文宣传我院膳食科科长陈明义。我经过认真采访，写出《膳食科长陈明义》一文，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在全国各大媒体刊载，引起巨大轰动，全国上百所高校派人员到川外学习参观取经，陈明义被省市委追认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后勤干部，《膳食科长陈明义》一文获四川好新闻一等奖。

1988年，我为由日本派到川外支教的优秀专家石川一成先生撰写了电视脚本《我们不会忘记他的名字——记日本友人石川一成先生》，由川外电教馆出资，请重庆电视台拍摄。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及各地方电视台播出，反响很好。日本《朝日新闻》等大报都刊登了报道。石川先生夫人石川恭子给我来信表达了诚挚谢意。后来，川外院长群懿率团访问日本，专程去拜访了石川一成夫人，并同她一起拜谒石川陵墓，献上了这部电视剧的剧本和录像带。

1977年初春，王丙申院长对我说，昨日他去市委开会，市委书记告诉他，重庆特钢厂党委书记、老红军廖其康要找川外郭久麟老师为他写回忆录，请他转告郭久麟。王院长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于是，我连续一个月，每天下午到特钢厂，听廖其康讲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担任周恩来警卫副官的经历和见闻，写出《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初稿，打印出来后寄邓颖超等领导审阅，而我则带着打印稿直接面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童小鹏审阅。童小鹏对书稿给予了充分肯定。为补充、核实和印证材料，我又到廖其康跟随总理工作过的西安、桂林、武汉原八路军办事处及延安等地参观访问，印证、核实并丰富了廖其康的口诉内容。1978年2月，即周总理八十诞辰前夕，该书出版。这也许是全国第一部写周总理的单本传记作品。1978年4月，我应廖其康邀请，陪他到周恩来抗战时期去过的地方重游，将《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一书修改再版。

1977年2月，四川省委宣传部指定我为北京一家出版社撰写一篇家乡人民怀念陈毅元帅的文章。重庆市委、四川省委、内江地委以及乐至县委宣传部分别派了一个同志前来乐至陪同我采访。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在乐至县采访到陈毅父母亲和陈毅少年时代许多精彩的故事后，我决定在写好家乡人民怀念陈毅的文章后，再写一本《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以教育广大青少年。于是，我主动扩大了采访的内容和范围，并运用了文学的手法，写出了《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一书。1979年11月，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五四青年节，团中央将此书作为优秀读物，向全国青少年推荐。这可以说是全国第一部陈毅的单本传记文学著作。

1979年初春，烈士墓展览馆馆长卢光特告诉我：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领导很重视传统教育，要组织作家撰写革命烈士传记。你可否写一部烈士传记？我接受了采写前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烈士传记的任务。1979年寒假，我去罗世文家乡威远县观音滩搜集资料。当年暑期，我又到罗世文战斗和工作过的川陕苏区、延安及息烽监狱等地查阅资料，并到北京访问了廖承志、魏传统、韩子栋（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等老同志，写出《罗世文传》初稿。市委宣传部为我聘请的顾问、原四川省委秘书长、时任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澄同志指出：你在传记中称王一苇为罗世文妻子；但是，罗世文在1938年提出要同王—苇结婚，省委并没有同意；因此，现在如要称她为罗世文妻子，须得到党中央批准。张文澄同志的话，使我感到了任务的艰巨。但是，既然选择了，我就不能退缩，只能迎难而上了！经过三个寒暑假的艰苦奔波和深入采访调查，我终于更全面地了解了罗世文烈士的光辉业迹，了解了王一苇的革命经历及其被冤曲的遭遇，并了解了同罗世文一起在息烽监狱同国民党斗争壮烈牺牲却被掩没于历史风尘中的女烈士张露萍的悲壮事迹。我对《罗世文传》作了四次增补修改，于1983年出版，获得四川省和重庆市政府首届社科三等奖。我又将王一苇的遭遇给原重庆市委托书书记、时任中共四川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任白戈同志汇报，促成四川省委组织部两次发文为王一苇平反昭雪和恢复党籍。我又将张露萍的被埋没的事迹写入《罗世文传》中并由《新华文摘》向全国披露，促成四川省委组织专案调查，使张露萍等一批革命志士的英名和他们的英雄事迹传遍祖国大地。

这之后，有鉴于中国传记史上传记创作较多而传记的评论、理论和传记史研究很少，我决定将传记写作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教训总结提升，写出传记文学理论著作。于是我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写出《传记文学写作论》《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三部传记文学理论专著。这三部著作都由川外科研处申报了四川省教委和重庆市社科联科研项目。出版后受到李敬敏、傅德岷、王维玲、万伯翱、全展、张俊彪、张庆豹等专家学者好评。Deepseek在评论这三部论著的结论中说：郭久麟的三部曲标志着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从经验总结走向理论自觉，其系统性、本土性和实践性至今仍是学科重要遗产。其核心观点（如真实与艺术的辩证关系）仍构成中国传记理论的话语基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