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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是一个很“拼”的人。在同龄人卷实习、卷证书、卷绩点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像是偏离了主流节奏，在大家奔跑的大道上时而游离。但也正是这种“脱轨”，让我意外看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一条也许不那么热闹，却好像一直在那里等着我的路。

路的起点

我和国际组织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大一参加的一场联合国难民署讲座。当时驻华代表 Sivanka Dhanapala 先 生 讲述了全球人口流离失所的现状与挑战，他对难民工作的热情让我记忆犹新。此后参加荷兰交换项目期间，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并了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参与创业项目和挑战大赛的过程中，用专业知识去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的想法，在我心里悄然埋下了一颗种子。

大三那年，我在班级群里看到班主任孙宇锋老师分享的上财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推送，那一刻，就像一块迟迟未能拼上的拼图终于归位。我毫不迟疑地报名参加选拔，也由此开启了在上财的三年研究生旅程，和国际组织的故事也从那一刻慢慢展开了。

道阻且长，但有人同行

国际组织的道路从来不是一条标准化、可照搬、轻而易举的路径。

我还记得第一次申请国际组织实习的经历，像是在黑箱中操作，只有不断投入、摸索和等待。一个多月的“闭关修炼”，最终幸运地收到了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实习机会。在那里，我参与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中美洲贸易的影响研究，也协助调研中美洲咖啡产业的转型升级与中小企业创新机制。这段经历让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联合国如何为各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也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摆脱历史遗留的低附加值产业链分工的巨大挑战。这份实践，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在这条并不寻常的道路上。

今年 1 月，研究生毕业后，我通过公派机会前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总部，参与儿童公共财政事务的工作。入职不久，地缘政治持续升温，主要捐助国纷纷削减对多边发展的支持。仅在六个月内，我的直属领导和一位同事相继离职转岗，管理层也经历了多轮调整，我和团队仅剩的几位同事承担着丝毫不减的责任和压力。

即便是在这样的动荡期，我仍然努力抓住各种快速成长的机会。从看不懂邮件里的大量缩写，到能为新人答疑解惑，参与部门战略方向的讨论，我用尽一切时间去阅读报告、理解政策、积累经验。特殊时期中，我的经济学和数据分析背景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预算紧张、形势特殊，团队对我工作的认可让我有机会在实习结束后继续为儿童公共财政事业贡献力量。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时间里，我愈发理解到，与其追逐社交或表现机会，不如脚踏实地打磨专业能力。在国际组织中真正立足的，从来是过硬的技能、团队间的信任，以及对每一项工作、每一个合作对象的真诚态度。

这一路走来，有过压力、有过迷茫，但从未孤单。还记得进项目前，蔡卓尔老师跟我打电话，语重心长地说，走这一条路一定要提前想好，会有许多困难和压力，但也会有项目里同学和老师像大家庭一样的支持。从学长学姐的经验指引，到并肩探索、相互打气的伙伴们，从关键时刻总在背后“鞭策”我们的蔡老师，到始终耐心指导、帮助我将专业兴趣与论文研究相连结的谢天老师，都是我路途中最珍贵的同行者。

我也始终怀念我们项目特有的小班课堂，那些充满笑声的时光。我们在课堂上坦诚表达、激烈讨论，在思维的碰撞中彼此学习，在合作中完成一个又一个小组项目；还有那些风格各异却始终耐心引导、毫无保留地分享知识的老师们。

在人生的旷野上越走越远

走出国际组织的办公楼，我依然在和世界建立连结。

我热爱语言。我自学西班牙语，最终通过了C1 水平考试，也因此在生活和职业中，与拉美世界产生了更多交集。得益于项目的课程设置，我也有机会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一年的法语，让我获得了更多看世界的视角。

我也热爱参加各种志愿活动。帮助别人，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本科时期，我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担任志愿讲解员两年，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二战时期跨种族的民间情谊。在国家公派前往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攻读公司金融硕士的那年，我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华盛顿大学分会的筹款主席，通过义卖为本地儿童组织募集善款；每周三下午，我与美国同学一同前往郊区的移民小学开展课后辅导；而在我所居住的街区，我也是一名活跃的志愿者———在异国他乡，悄然找到了一些归属感。最后，感谢一路支持我的家人、老师、同学和朋友。正是你们的陪伴与鼓励，让我在这条不被定义的道路上，始终勇敢前行。

在人生的旷野上，我会继续探索。未来的路还会不断变化，我不知道会在哪里，以哪种方式，用我的微薄之力，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点，这是十分让人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