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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贻信老师离开我们两年多了。由于不住在一个小区，加之当时的特殊情况，他的离世是之后一段时间才得知的，内心深感未能最后送老师和老领导一程而愧疚。后来，看到几位原校领导的一组悼念文章，也想写点什么。可那段时日，每每提起笔来，却如鲠在喉，不敢著一字。

不久前，王兴南老师编辑《校史印迹》一书，嘱我帮助校正一下。看到其中出现的栾贻信老师的照片，内心深处不由受到了触动。

栾贻信是我的老师和老领导。说老师，他与我并非名义上的师生关系，但他对我的教诲胜过一般的老师。我从1985年到学校党委宣传部从事校报编辑工作，直到担任系党总支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栾贻信老师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这期间，他担任党委宣传部部长，后来担任分管学校宣传思想工作和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私下里，我一直称呼他栾老师。敬畏与钦佩之中，无论是向他汇报工作，还是与其私下交流，我内心感觉格外放松，说话也很随意。

认识栾贻信老师是在1979年的麦收时节，那时我刚调来学校半年多。那几年，每到麦收季节，学校都组织教职工去驻地附近的道庄村帮助收麦子。农机教研室的老师们还运去了脱粒机就地脱粒归仓。

记得应该是在现在的张店明清街一带，正值六月中旬，大片金黄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老师们迎着骄阳，一排排挥动起镰刀，干得热火朝天。休息时，大家一边擦汗喝水，一边说说笑笑。这时，近旁的两位戴着眼镜、看似兄弟模样的中年教师相互开起了玩笑。那位年龄稍大、体型偏瘦的老师幽默而又风趣，顿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悄声问身旁熟识的老师，“他们是兄弟俩吗？”“不是，那个瘦点的是教马列的栾老师，胖点的是教英语的尹老师。”

后来得知，栾贻信老师196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大兴安岭牙克石林业局，从事新闻和宣传工作十几年。学校从兖州迁回淄博恢复本科教育后，百废待兴，尤其缺少师资。栾贻信老师同不少教师一道，在1977年来到学校任教。

栾贻信老师在原马列主义教研室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据学生反映，他的讲课深入浅出，理论高深而不晦涩，时常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共鸣，因此课堂上总是气氛热烈。多年后，不少毕业的学生谈起来还记忆犹新。

通过此后的几次交流，我和栾贻信老师渐渐熟悉了。得知我爱好文学，还业余学习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他很高兴，总是热情地鼓励我，还让我练习着写点东西。有时路上偶遇，也常常问起又读了哪些新时期的文学作品。栾贻信老师是做学问的，他对那个时期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解读，总是恰如其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学校里不少老师调往社会其他单位。我那时在教务处教材科工作，一时也动过心。1985年暑假前的一天，和栾贻信老师提起这事，他一改往日的和善，“去校外有什么好？你这个性格不适合去外面。学校正打算创办校报，我准备抽调你们几个年轻人来做这件事。”

很快，院报编辑部成立了，并利用暑假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9月17日，以庆祝全国首届教师节为主题的创刊号报纸呈现在师生员工面前。最高兴的应该是我们编辑部四个人。那时，我的原工作岗位暂时没人接替，只能是两头兼顾。很多采访编辑工作都是在晚上和周末。

当时，栾贻信老师作为党委宣传部部长，不仅要统领学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还要负责指导全校的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担子很重。但他总是能驾轻就熟。对刚刚创办的报纸，他放手让我们几位年轻人去干。他说，我给你们创造条件，出了问题我来承担。在他的鼓励下，在学校党委行政以及全校师生的支持帮助下，这张报纸很快走上正轨，受到师生喜爱，并在1990年初被省教委评为全省十佳高校校报。

后来，我担任了报社主编。栾贻信老师以老报人的经历告诫我说，除了要把握好办报方向，最重要的是要团结好编辑部一班人，带头实干。我深以为然。此后的日子里，在编辑部新老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报纸越办越好，办报周期也越来越短。

几年后，栾贻信老师担任了学校党委副书记。学校改革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大，各项事业发展越来越好。栾贻信老师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由于他还要兼顾学术和科研，时常睡得很晚。我们劝他注意身体，他总是说没事。

1996年春，我调整到管理系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去之前，栾贻信老师专门找我谈话，“我知道你喜欢办报纸，不愿意离开。但是做学生工作也很好。你办报纸从一个侧面接触了部分学生，专门从事学生工作要和更多学生全面打交道。这对你的人生也是一个历练。”心里装着栾贻信老师的教诲，我先后在学校的三个院系从事学生工作近二十年，直至退休。期间结识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并同许多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栾贻信老师师从山东大学周来祥教授，从事美学研究，成果颇丰，是1988年学校首批四位教授之一。记得那年，由于印刷周期的原因，我们的报纸在百多里外的博兴县印刷厂铅字印刷。四位教授获批后，报纸用了二版大半个版面宣传报道他们的成果和事迹，没成想，报纸出来后，四位教授的照片模模糊糊，还有斑点。我们拿着报纸来到栾贻信老师办公室检讨，他安慰我们，“这是没办法的事，不会总这样的。”

1998年，栾贻信老师退休。他退而不休，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学术研究上。本世纪初合并组建山东理工大学后，学校整合资源，成立了生态文化中心，下设生态哲学、生态经济、生态美学、生态管理、环境科学等研究机构，栾贻信老师与山东大学曾繁仁先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余谋昌先生担任中心顾问。该中心后来成为生态文化与循环经济山东省软科学研究基地。栾贻信老师作为中心实际领导者和学术思想的主要构建者，带领中心研究人员展开全面研究，形成大生态文化观念，该中心在国内一度产生了重大影响。2009年，由栾贻信老师等主编的“循环经济”研究丛书，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不久，栾贻信老师获评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

栾贻信老师平易近人，十分豁达，不拘小节。有时我们去他办公室，看到拉开的抽屉里放着好多支签字笔，我们开玩笑说，又把谁的笔顺手拿回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职工宿舍楼没有暖气，全靠烧煤炉取暖。那几年入冬前，我们和栾贻信老师等同事，有时五六人，有时七八人，组成了一个运煤小分队。周末一大早，我们拉着地排车，奔赴三四公里外，地处原张店斜马路的蜂窝煤厂。排队的人很多，有时还会乱了秩序。抢运回几车蜂窝煤非常不容易。往返的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栾贻信老师时常侃侃而谈，眉飞色舞地讲起多年前在大兴安岭的奇闻轶事，使大家忘记了枯燥和疲劳。

栾贻信老师是学校里许多年轻人的良师益友。他关心青年人的成长，无论是留校的政工干部，还是担任教学科研工作的青年教师。许多年轻人也愿意向他敞开心扉。在大家眼里，他的为人和学术素养令人敬佩。

退休之后，我有时去栾贻信老师家中看望并随意聊天。他依旧是那样健谈，思想活跃，不拘一格。他也还是如往常一样称呼我为“小杨”。

意想不到的是，2022年岁末，栾贻信老师没有抵抗住疾病的侵袭，告别了他的家人，告别了老同事老朋友，也告别了身处大江南北和海内外的众多学生。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