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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詹姆斯·卡梅隆拍摄的《泰坦尼克号》里，那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巨轮不仅是一艘船，更是一个精心构筑的阶级寓言。自下而上划分不同等级的舱位，让每个乘客都能各居其位。船舱对应着社会各阶层。三等舱的拥挤、二等舱的局促、头等舱的奢华，无一不是现实社会的镜像。

当萝丝质问，救生船的数量为什么远远少于乘客总数，得到的回答直白而冷酷：“头等舱的贵宾需要更多的空间。”杰克打开三等舱的房门，一间窄小的房间内塞着两张上下铺。头等舱的走廊却宽敞得让人眩目。宽敞与狭窄形成了强烈对比。空间即是阶级，越向上走，空间越拓延，越向下走，空间拓展的倾向越是受到阻塞。

向上与向下之间，往往存在透明的墙壁。萝丝的未婚夫卡尔在追逐她的过程中沿着扶梯向下，踏入他从未涉足的低等舱位。这一趟“向下”之旅让他弄丢了外套里的“海洋之心”，也打光了手枪里的子弹。向下跑动的过程，是卡尔试图弄懂萝丝的过程，他的尝试不可能成功，也无法真正理解底层的世界。卡尔利用哭泣的孩子谋取逃生的机会，却无法在阶级的夹缝中找到立足之地。影片末尾交代，卡尔在经济大萧条中破产自杀。不论生死，卡尔都只能生活在船的最顶端。

而当灾难降临，水最先漫入的永远是底层。泰坦尼克撞上了冰山，求生从供给动力的底部开始，操纵机器、燃烧锅炉的工人最先察觉危险，却被快速落下的铁门困住。决策者轻飘飘的一句“你不想让泰坦尼克登上头条吗”，就让整艘船全速撞向冰山。底层的盲目、敏锐在此交织。他们最早感知危机，却最晚被纳入救援的考量。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有拥挤的人群，身后是涌动的海水，面前是冰冷的铁门和对准他们的手枪。底层的求生，往往是一个镜头里的群像，连个体都算不上。

萝丝和杰克在这艘等级森严的船上自由穿梭。杰克穿着借来的礼服踏入头等舱的晚宴，萝丝脱下束腰在三等舱的派对上跳舞。他们在锅炉房奔跑，在顶层的套房作画。船舱于他们而言无所谓上下，因为他们本身就不属于任何固定阶层。杰克初入社交场的紧张局促和萝丝的精致，恰恰证明了“上等人”和“下等人”的界线何其脆弱。

上下之间的夹缝无处不在，带来窒息，也带来新生。比如那位为拦住试图上救生船的男人而开枪的船员，他既无法冷血到底，又无法违背命令，禁不住自己对自己的道德拷问，最终自杀。船员自杀是“不上不下”的必然，他共情底层的苦难，却也是上层的刽子手，更是被阶层挤压致死的普通人。同样的挤压也发生在救生船上。暴发户莫莉张口结舌地看着多余的位置，再看向无视海水中挣扎的人群只顾端坐着的上等人，最终只能沉默地坐下。

想象中的权力与真实的良心，这就是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夹缝。在这样的夹缝中，某些东西被撬动了。船上的乐队在生死关头选择演奏。这群长久服务于上流社会、长久不被聆听的人，在生死一念之际，找到了“我”，以及声明自己存在的方式，继而声明了“我”的存在。他们在模糊真空的地带，脱离分化的两极，以单纯的“我”的身份存在，在坚固的阶层壁垒上凿开了一条裂缝。

泰坦尼克号沉没了，但它的寓言依然浮在水面上——阶级的壁垒或许比钢甲更坚硬，但人性的微光，总能在缝隙中找到出路。

（作者单位 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