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骚客饮酒之风盛行,诗人李白被誉为“诗仙”,有诗为证:“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而宋代社会饮酒之风更加盛行,酒文化更为昌盛。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它与宋代物质文化更为繁荣有关,也与上层社会的推动有关。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操盘手,借酒宴的舞台,他不费一兵一卒收回石守信等将领的兵权,解决了五代十国以来战乱的隐患,为宋代长治久安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据记载,宋代统治者开放了夜禁,人民生活安定,城市夜生活丰富起来。《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夜市热闹非凡,熙熙攘攘,不少夜市摊点,每天的买卖直做到半夜三更。宋代榷酒制推行,统一管理酿酒,从乡村到城市,酒肆、酒坊、酒楼大量涌现。仅仅一个东京开封府,就有称为“正店”的高级酒楼72家,其他档次的酒楼或酒店则称脚店,那更是不可胜数。宋代实行酒的专卖制度,所谓的“正店”,就是获得酿酒权的酒店,而脚店则没有,只能从“正店”批发酒。宋代流传一个酒谚: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可见卖酒利润大。利润大竞争就十分激烈,酒的质量是立足之本。宋代张能臣著《酒名记》记载,北宋名扬全国的名酒就有223种。当时,上至宫廷下至各地,都有自己的名牌酒。如宫廷酿造的“蒲中酒”“苏合香酒”“鹿头酒”等等。再如东京各家“正店”酒楼,也都有各家独自酿造出的名牌专卖酒,如白矾楼的“眉寿酒”、仁和楼的“琼浆酒”、遇仙楼的“玉液酒”、清风楼的“玉髓酒”、会仙楼的“仙醪酒”……
东京城里的酒店,布置很讲究:门前都缚有五彩的迎宾楼门。各家酒店都有促销活动,如白矾楼酒店,宣和年间整修门面,共有五座楼相连,珍珠门帘,锦绣门楣,灯珠明亮,恍如白昼。刚开张的两天,老板每天对最先光顾酒店的顾客,各奖锦旗一面,轰动全城。
宋人的饮酒方式也是五花八门:如露饮、鹤饮、鳖饮、飞花饮、牛饮、囚饮等;又有对饮、豪饮、夜饮、晨饮、轰饮、剧饮、痛饮、昼夜酣饮等名目。所谓露饮,就是露着喝酒,喝酒时把帽子和束发的头巾去掉,然后喝酒。我国古代文化强调:披头散发是不文明、不讲礼仪的行为。这“露饮”实为不拘礼数的喝法。所谓“鹤饮”,就是喝完一杯酒就爬树,然后下来继续喝、继续爬,直到爬不上树为止。而“鳖饮”,就是冬天把全身裹在被子里,伸出脑袋喝一杯酒或喝一口酒,脑袋缩一回,像个王八一样。这样的喝法属于民间,不够文明。而“飞花饮”就文雅些,据说是文豪欧阳修发明的,类似飞花传旗。在酒席上,拿一朵莲花,一个个传下去,每传一人,这人撕下一片花瓣,到谁手上花瓣尽了,谁就要喝酒。
兴盛于宋代的新酒令有九射格、叶子戏、彩选格、猜枚、瘾君子等等。“九射格”酒令据说也是文豪欧阳修创制:一张大纸片画有九物,熊居其中,虎居其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鱼居左。游戏由酒筹、矢和“标靶”组成,事先准备写同样动物的酒筹,一般每样3筹,共27筹。酒宴开席前抽筹,抽到熊射熊,抽到其他动物射其他动物,射中在座宾客均喝酒,射不中罚酒。叶子戏类似斗牌;彩选格,以点数彩色定升降;猜枚就是手中藏物,让人猜奇偶、数目或颜色等。
《宋史·石延年传》记录一个酒仙的故事:官员石延年磊落奇才,气质相貌出众,尤其是酒量过人。他喜欢豪饮,并与嗜酒如命的平民义士刘潜结为知己,时常赛酒,可谓棋逢对手,不相上下。一日闻京城新开张一王氏酒楼,遂相约一块饮酒。两人对饮终日,不说一句话,和其他喧哗酒客形成鲜明对比。酒店老板王氏可谓经多见广,他觉得二人非寻常酒客,像有千杯不醉的特异功能,因此,对此二人另眼相看,吩咐堂倌献上好菜及新鲜果品,换上上好的酒。两人还是饮啖自如,不置一语,从早晨喝到黄昏,脸色如常,两人意犹未尽,相揖而去。第二天京师传闻:昨天有两位酒仙光顾王氏新酒楼了。过了些时日,人们才知两位酒仙是:石延年与刘潜。
史书记载:从宋真宗开始到南宋时期,酿酒业带来的收入每年保持千万贯以上。宋真宗天禧末年,酒税收入年达1017万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国家财政收入当年约6000万贯)。而南宋的酒税也不下每年一千万贯,占财政收入五分之一,酒税成为与土地税、盐税、商税并列的财政支柱之一。
宋代的酒及酒文化在活跃人们生活的同时,促进了宋词的诞生。酒助文人诗兴,产生不少名词佳句,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再如“一曲新词酒一杯”等等不胜枚举。据《宋词三百首》统计,有160多首词直接提到酒元素,占比百分之五十多。而含有酒的元素,和酒有关的词牌也不在少数,如“调笑令”、“天仙子”、“水调歌”、“酒泉子”、“倾杯乐”、“喝火令”、“醉太平”、“临江仙”、“醉花荫”等等。宋代酒文化的繁盛,既是商品经济繁荣的镜像,也是文化创造力迸发的催化剂。当苏轼举杯问天、李清照沉醉溪亭时,他们饮下的不仅是琼浆玉液,更是一个朝代的气度与风华。宋酒之醇,终在历史长河中酿出了永不褪色的文化印记。
(作者系河南大学附属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