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读2025年二、三月份的《宜春日报》、《赣西晚报》觉得总体很好，但仍有少数可议可“咬”之处。

一、不要亵渎了张煌言

《赣西晚报》2月6日刊有一篇题为《我的“三事”经》的文章，作者说他如何为昨天补事，为今天做事，为明天留事，立意颇好。但文中说：“2016年元旦，我携全家来到镇江旅游，拜谒了金山、北固山、焦山。在焦山的炮台，我放眼长江，耳畔响起郑成功与张煜言合兵北伐南京，经过镇江焦山时写下的诗句：‘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这儿关于郑成功的事迹是说得对的。郑氏这首诗题为《出师讨满夷自瓜洲至金陵》。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郑成功与张煌言合兵共17万6千人，从海上大举北伐，收复瓜洲、镇江，直指南京。同年6月13日至15日在焦山设坛，祭祀天地、山河，为表达他誓死灭清复明的决心，挥笔写下了这首绝句。感情激越悲壮，表现了抗清志士的军人风、英雄气、爱国情。但将张煌言错为张煜言，却是亵渎了英雄。张煌言（1620.7.8-1664.10.25）浙江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号苍水。1648年就拥立南明鲁王，成为浙东人民抗清的一面旗帜。1651年主动与已向云南南明永历帝称臣，并承认永历帝为正统的郑成功交好。两位抗清志士结下了深厚友谊。此后上演了很壮烈威武的抗清大戏，包括1659年的北伐。因而他官至南明兵部侍郎。但1662年之后抗清形势恶化，郑成功病故，永历帝在云南遇害，鲁王亦死于金门。张煌言孤立无援，感到复明无望，于是于1664年遣散部众，自己隐居海岛，清廷多次劝降，他都坚决拒绝。他以文天祥自况，于1664年7月20日因叛徒告密被捕。他绝不投降，自称“明室孤臣，有死无贰”。阴历9月7日在杭州遇害。临刑前赋诗：“我年适59（即45岁），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一生还写有很多文学作品，清朝时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清末民初才有《张苍水集》出版行世。所以被称为南明大臣、文学家、民族英雄。死后葬于杭州，与岳飞、于谦并称西湖三杰。

对这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杰出人士，毫无所知，连名字都搞错了，实在是一种亵渎。

二、宋朝时还没有袁州区

《宜春日报》2月18日刊有一篇题为《所至以“廉能”称》的文章。开篇第一句说：“南宋户部尚书赵善坚，系宜春市袁州区人。”这不符合历史真实。因为南宋时并没有“宜春市袁州区”的称谓。1999年出版的《辞海》注释：袁州，州、路、府名。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置。因境内袁山得名，治宜春（今市）。唐辖境相当今江西萍乡市和新余市以西的袁水流域，宋东析出新余而北面包有万载。元至元（1264-1294年间）升为路，明初改为府，至清末。所以历史上有袁州、袁州路、袁州府之称。袁州府辖萍乡、宜春、分宜、万载四县。什么时候才有宜春市和袁州区？汉置宜春县。1979年析宜春县城区设市，1985年宜春撤县并入成县级宜春市，宜春地区行署驻此。2000年撤地区设市，始有地级宜春市，原县级宜春市改称为袁州区。所以1979年才有城区宜春市，1985年才有县级宜春市，2000年才有现在的地级宜春市和袁州区。由此可知，称呼南宋时的宜春人士不应为宜春市袁州区人，而应称为袁州宜春（今属江西）人。称呼人出生时的当时地名，是称呼一切历史人物出生地的规则。如称呼世界文化名人孔子，为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称与赵善坚同朝代的著名人物文天祥，为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因宋朝时尚未有省一级设置，地方实行州县二级制，州下设县。1142年时全南宋有142个州。

三、这一句话不能分成两句说

《宜春日报》2月19日刊登题为《永远做服务上的贴心人》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其结束语说：“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强化自身作风，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心贴心’的服务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唯如此，我们才能在宜春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凝聚磅礴力量，书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这段话立意没有错，但有语法毛病。“只有……才……”本是条件复句的连结词，即前面分句指出的条件是唯一条件，如果缺少了这个条件就不能产生后面分句指出的结果，两个分句之间用逗号，不用句号。上面引用的这段话很长，但结构并不复杂。“领导干部只有”后面连的“不断强化自身作风”，“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心贴心’的服务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是前面分句指出的作为唯一条件的四个动宾短语：强化作风、牢记使命、践行发展理念、赢得信任与支持，并没有说会产生什么结果，即句子并没有完，这儿不能打句号。中间插入的“唯如此”，纯属多余，与前面分句的“只有”语义重复。所以应删去“唯如此，我们”5个字，将这5个字之前的句号改为逗号，句子就通顺了，后面分句指出的是前面分句产生的结果。这是一个复句，不能分成两句说。

四、苏轼并没有被判重刑

《宜春日报》3月4日刊有题为《朱轼故里的历史回顾》一文，其中说：“苏东坡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触发‘乌台诗案’，被朝廷逮捕，判以重刑，其弟苏辙被贬到高安当‘盐酒税吏’。”说苏轼被捕，苏辙被贬都合乎史实，但说苏轼被“判以重刑”却有违史实，应予澄清。

1079年4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因不支持王安石变法被政治反对派诬为写诗诽谤朝政，请求皇帝宋神宗治苏轼的罪。皇帝为扫除推行新法的阻力，竟同意抓捕苏轼。当年8月18日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监狱。汉代时御史台种很多柏树，常有乌鸦栖居，故称“乌台”或“柏台”。此案因此得名“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103天经受了严酷的审讯和人格羞辱，几乎产生自杀的念头，还预先做好了两首绝命诗。当年11月30日，类似现代检察院的御史台将案情上报皇帝，建议将苏轼斩首。经多位重要人物，如宰相吴充、变法的发起人王安石、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等在皇帝面前为苏轼说情，终使神宗皇帝下决心赦免苏轼。12月初，类似现代法院的大理寺依法判决如下：“当徒二年，会赦，当还。”即本该判有期徒刑二年，但正遇朝廷大赦，免去刑罚，作无罪处理。30多名受牵连的变法反对派官员也各有不同处罚：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且未及时交出苏轼诗文被消除一切官职；苏辙因家庭连带贬为筠州“酒盐监”等等。宋神宗又于12月29日特发恩旨：苏轼保留一个官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皇帝亲自过问的重大案件，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示了大宋法律界极强的成熟和专业精神，没有突破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因言犯事的读书人的法治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