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 - 《天津大学报》
天大获捐清末“黄榜”拓片及背后的故事
作者：文\韩宝志
2025-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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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榜”具体内容
《毛理尔和他热爱的中国》书中北洋大学早期学生在野外测量的场景
1929年出版的《矿冶》第二卷
近日，天津大学收到一份珍贵的“黄榜”拓片，是关于北洋大学早期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出身，并授予官职的珍贵记录。这一份拓片，让黄梅戏经典唱段“谁料皇榜中状元”一下子具体化了。
这份拓片由福建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拓（拓印）传承人龚文斌先生捐赠给我校原校长龚克，龚克校长又转赠给了天津大学。据龚文斌先生介绍，这个雕版在他家族中珍藏了很多年，尺寸很大，版本非常珍贵。今年正好是天津大学建校130周年，龚文斌先生非常高兴将该拓片转交到天津大学珍藏，可谓是一份“天大”的巧合。
细心的读者发现，前文用了“黄榜”和“皇榜”，那么到底应该是“黄榜”还是“皇榜”？这份黄榜颁发的时候，科举制已经废除了，为什么北洋大学的早期优秀毕业生还会被授予“进士出身”？之后何时朝廷不再授予功名的呢？被授予功名的人物都是什么人？后来的成就如何呢？
以黄纸书写而得名“黄榜”
黄梅戏《女驸马》的经典唱段“谁料皇榜中状元”，体现的就是皇帝将录取的状元正式予以公布。很多影视作品、文艺作品经常用“皇榜”这个说法，以表示是皇上公布的，其实这里应该用“黄榜”。据专家考证：“黄榜”一词与古代的科举关系甚密。古代的科举考试先后有三榜：桂榜、杏榜和黄榜。桂榜是乡试录取举人的公告榜，因放榜时正值桂花盛开而得名；杏榜是会试录取贡士的公告榜，也因放榜时正值杏花盛开而得名；黄榜则是殿试之后朝廷发布的录取进士的公告榜。这虽是用皇帝名义发布的，但却不叫“皇榜”，而因该榜以黄纸书写而名之为黄榜。黄榜也叫金榜，且有大小之分。小金榜由奏事处进呈于内，大金榜则由内阁学士加盖“皇帝之宝”的大印后张挂于外。大金榜就是通常所说的黄榜。
这篇黄榜的内容，在《清实录》中有着明确的记载，与之可以相互印证。清实录/宣统政纪/卷之四十四/宣统二年十一月九日：“引见北洋大学堂毕业生，得旨。冯熙敏、王正黼、王钧豪、朱行中、王瓒、徐岳生、卢芳年、萧家麟、黄保传、程良模、冯誉臻、叶德言，均赏给进士出身；冯熙敏、王正黼授为翰林院编修；王钧豪授为翰林院检讨；朱行中、王瓒、徐岳生、卢芳年、萧家麟、黄保传改为翰林院庶吉士；程良模、冯誉臻、叶德言，以主事分部尽先补用。”
在清代，进入翰林院的资格，一般须经过会试，并参加复试、殿试。殿试分三甲，一甲三名在殿试揭晓后直接授予翰林院的官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编修、检讨等翰林官和地方上的知县官同样是七品官职，但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有极大的区别。清代有一项不成文法，汉族大臣不是翰林出身的一般不得升任大学士（文职极品），七品编修、检讨能与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平行来往，而七品知县对督抚只能上手本、称卑职、行庭参礼，所以翰林的地位实际上远比知县崇隆。
废科举后曾保留功名授予
这份“黄榜”颁发的时候，已经是宣统二年（1910年）了，科举制是1905年废除的，那为什么废除科举之后，还能对北洋大学的毕业生授予进士出身的功名呢？
科举制是隋朝开始正式形成的，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始设进士科。“进士可进受爵禄也……言其可进于王朝也。”从隋朝到清朝的1300年间，历经长远岁月的实行和演进，科举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曾长期左右着士人的命运和文风时尚，关系世道、人心和风俗（刘海峰语）。
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华文明遇到空前的危机。如何强国，成为很多人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关于停废科举、兴办学堂的议论蜂起：1901年，第二次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废除武试。同年，张之洞、刘坤一提议按照科目递减科举取士的数额。到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联名奏请“立停科举”，他们认为“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1905年，清廷在各方面压力下最终颁诏废除了科举制。废科举、兴学堂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是中国教育史和高等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
为吸引士子们到新式学堂上学，科举制废除之前，1904年1月13日，清廷制定《各学堂奖励章程》，其中“大学堂分科大学毕业奖励”中规定：“考列最优等者，作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编修检讨……考列优等作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庶吉士……考列中等者，作为进士出身，以各部主事分部尽先补用……”学堂相对于旧式私塾、书院等而言，故又称“新式学堂”“新式学校”。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当然名列其中。科举制废除后，如何为原来一心走科举道路的考生们解决出路也是个问题。袁世凯等人在“立停科举”的上书中对此提出五条补救方法，“请此数年内，除学堂实系毕业者届期奏请考试外，其余则专取已经毕业之简易科师范生予以举人、进士出身”。科举废除当日，清廷颁诏批准袁世凯等人关于保留“进士出身”的奏请。
除了学堂奖励外，当时的进士功名授予还可以通过游学（即留学）奖励。有研究表明，北洋大学游日学生金邦平1905年7月获进士出身。1906年第二次游学毕业生考试，也是废科举后第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10月29日共有8人获得进士出身功名，北洋大学学生陈锦涛是其中之一。
科举制废除后，封进士出身只存在了6年多的时间，最终也随清王朝一同退出了历史舞台。
宣统二年北洋大学毕业生进士功名授予率100%
北洋大学创办之初，就以“兴学强国”为宗旨，把国家所需放在了第一位，努力培养国家急需的机器、矿务、工程及律例等方面的人才。学生培养过程中，北洋大学不拘泥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更是注重实践，要求十分严格，因此培养的学生水平很高。比如北洋大学矿冶学生在校期间，会在教授的带领下进行若干次地质调查与采集实习、地质旅行、修学参观，并到开滦、本溪湖、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龙烟铁矿、六河沟等国内著名的矿冶企业进行实地练习。
北洋大学的录取、毕业难度都很大，据校友刘之祥（攀枝花铁矿发现者，1928年采矿系毕业）回忆：“在1937年以前北洋大学以考试难著称，每年有不少留级的学生，以数学、物理力学、英文和德文课不及格的学生为最多，所以学生的淘汰率很高。我年级入校时有100多名学生，到7年后（1928年）毕业时只剩下33人，其中土木系15人、采矿系15人、冶金系3人。”
由此可见，当年从北洋大学毕业已经非常艰难，而早期的毕业生更是人中龙凤。据1948年的毕业纪念册里关于这届毕业生的记载，在获捐的“黄榜”发布那一年（宣统二年1910年），土木、冶金学门共毕业15人，12人获得进士出身。最优等生有3人，冯熙敏出自土木学门，王正黼、王钧豪二人出自冶金学门。其余获进士的9人也分别出自土木、冶金这两个学门。
从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授予功名比例看，土木学门8人中有6人授予进士出身，“进士率”为75%，而矿冶学门7人中有6人获得进士出身，“进士率”高达86%。这两个学门中还有二人很可能是兄弟，分别是土木学门的水崇庞、矿冶学门的水崇逊。相关新闻发表后，有热心网友Luna1Lee提供信息：水崇庞、水崇逊于宣统二年10月毕业，因在丁忧期内才没有在当年获得进士出身；宣统三年4月，补行带领引见赏给进士出身。可见，宣统二年北洋大学毕业生进士功名授予率实为100%。（参考资料：除取列优等之水崇逊、严治，中等之水崇庞三名现在丁忧期内，应俟服阕后再行带领引见。《政治官报》，宣统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1138号，折奏类第7-8页。）
北洋大学学生“实地把中华改造”
查阅资料发现，这些北洋大学早期毕业生水平都很高。其中，王正黼是北洋大学早期另一位著名校友王正廷的弟弟。王正黼，浙江奉化人，1910年毕业于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系，获进士出身，后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采矿冶金科，获硕士学位。王正黼从1915至1922年担任辽宁本溪湖煤铁公司制铁部部长7年，历任奉天矿务局督办、北洋政府实业部矿业司司长等职。1922至1932年，他担任东北矿务局总办，任职期间掌管东北全境13个矿山，创办、扩建、改进了阜新、八道壕、西安、复州湾等煤矿，兴建了八道壕发电厂，创办了本溪湖林场、大石桥滑石矿等，勘察了世界上储量最大的菱镁矿大石桥菱镁矿。“九一八”事变后，王正黼辞去实业部矿业司司长，组建了冀北金矿公司，创办了北京门头沟平兴煤矿，筹办了苏州西山煤矿，接办了门头沟煤矿公司，于1934年出任河南六河沟煤矿总办。抗战爆发后，王正黼赴重庆成为西康采金局局长。抗战胜利后，他负责接收门头沟煤矿，并资助创设燕京大学工学院。根据他办矿的卓著成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0周年纪念时，颁与他荣誉奖章。
不仅仅是王正黼，同样矿冶学门的王钧豪也十分优秀，他在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任教期间，教学水平为很多学生称道。他的学生中就有“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有记载，“姚桐斌1941年高中会考取得江西省总分第一的好成绩，高考时同时被3所大学录取，他选择了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就读了冶金系，受到著名桥梁专家、时任院长的茅以升，力学著名教授罗忠忱，矿冶系教授何杰、王钧豪等蜚声中外的名师的影响”。
北洋大学的矿冶学门不仅水平高，培养的学生也是十分优秀，在中国矿冶学会会员骨干中，北洋学子所占比例很高。1929年出版的《矿冶》第二卷封面5篇文章，其中3篇的作者朱翙声、魏寿昆、曹诚克都是北洋校友。北京科技大学雷丽芳博士研究表明，从1937年出版的《全国专门人才调查报告·第一号·矿冶》中统计的全国矿科人才来源情况看，截至1936年夏，国内矿科历届毕业生共1978人（包括矿冶科、地质）。其中，山西大学有406人，北洋大学有342人。该报告还统计了本土培养的矿冶工程师共有843人，其中北洋大学196人、北京大学116人、焦作工学院59人，山西大学53人、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及湖南公立工业专校共66人、山东公立矿业专门学校及山东大学共33人、南开大学28人，其他高校292人，这6个学校毕业矿冶工程师共计551人，占总数的65.4%。
北洋大学矿冶系的毕业生在当时重要的岗位上“实地把中华改造”，代表性的本土采矿工程师有孙越崎、王德滋、侯德均、王正黼等等，各届校友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厂矿，且在当时的主要大型厂矿如开滦矿务局、淮南煤矿局和井陉煤矿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比如：当时开滦矿务局的采矿工程师共有47人，其中北洋大学矿冶毕业生最多，共24人。淮南煤矿局当时系由建设委员会开办，聘用的采矿工程师共有18人，其中15人为北洋大学矿冶系毕业生。
具体的个例：王宠佑，1914—19161年任大冶铁矿经理（他是北洋大学首届学生入学考试第一名，他弟弟就是王宠惠，毕业时法科第一名）；杨卓，1913—1917年任汉阳铁厂钢厂工程师，1917—1925年任汉阳铁厂制钢股主任兼钢铁处主任；程万选，曾在汉阳钢铁厂工作；熊说严，1915—1921年任汉阳钢铁厂工程师……不仅文中提到的这些人，其他的当年的校友，每个人都有不少故事，汇入百卅校史的浩瀚星河。本文主要参考文献：1.吴仁安，清代的翰林院和翰林；2.闫明恕、刘昌玉，对清末进士出身的探讨——以科举制废除后（1905.9.2—1912.2.12）为例；3.雷丽芳，近代中国矿冶工程师群体研究（1875-1949）；4.刘海峰，“科举，非恶制也”：科举停废120年的反思；5.陈璧耀，“皇榜”还是“黄榜”；6.潜伟，中国近代工程史研究的几点思考本版图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