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战（外二篇）
三营十二连的战友们过完年后陆续回来了，接着以十二连为主力和钢铁厂的男战友去戚家山开石头。兵团成立后,这块场地的活由知青来干。
开采石头是纯粹的体力活。矿车呈倒三角形状，四个铁轮子全是钢铁制成，自重有一千斤,装满后单石头重量就有两千斤,在铁轨上用人推着行驶。石头要装得满满的，每发一车给一张票。
领导专门开了动员大会，强调抓生产要搞“大会战”，知青们在大会上纷纷表决心。战友们搬运大块石任务艰巨，为提升指标与产量，决定将工作调整为三班倒。整个矿山装上高音喇叭，晚上有探照灯，灯火通明如同白昼。风钻声、敲石声、矿车与铁轨摩擦声、轧石机的轧石声、滚动声……广播喇叭不断播报生产记录与好人好事，交织成一曲激昂的生产交响乐。何拱云和陈亚清改行做炊事员，炊事员也是三班倒，他们烧好香喷喷的饭菜从十二连推着手拉车送到戚家山矿山上，需走15至20分钟，当时的炊事班长是杭州籍的夏天平。
广大知青真是身强力壮,硬是把一百多斤重的石头搬上齐胸高的铁矿车里，装满后将矿车推到约200米远的轧石机进行粉碎，然后将空车推到塘口继续搬装石头。一台滚动筛和一台振动筛不停地把粉碎后的石子分为“寸子”“4-6分”“瓜子片”“苍蝇头”“石屑”。石子由各个出口运到各个大漏斗，然后由解放牌和钱塘江牌自卸车运到团部门前的码头场地，由女知青们用手拉车装运到船上。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只要船到码头，便立即装运石料，即便雨天穿着雨衣也照常干。大运河上船来船往川流不息，将我们的建筑材料运往上海浦东、苏州等地。
按规定，一天需干完10车才算完成任务，才能下班。每次把车推到轧石机旁，装得够满才给票，轧石机旁还停放着一辆装满石头的样板车，标准分明、毫不含糊。这样算来，1车2千斤石头，10车需搬运2万斤，再加上推矿车往返路程，劳动强度极大，一年四季皆如此。夏天的工地气温达35摄氏度以上，山上更是超45摄氏度，不要说是干活，就是空手走到山上已是满头大汗。战友们头戴藤帽（现称安全帽），只穿单件的劳动布工作服干活，有些干脆把工作服放在河里浸湿后再穿上。有些战友干活时汗水把工作服都浸湿了，过段时间衣服背面是白花花的盐花。冬天的浙北长兴李家巷地区气温降至零下5至7摄氏度。战友们里面仅穿一件汗衫，有的知青家里穷，没有毛线衫，也舍不得穿好的衣服，只好外面裹着旧棉袄、破棉袄，然后用皮带或绳子捆绑固定。硬是咬着牙完成10矿车的任务，在寒风凌厉中干得满头大汗。
我当时是木工，工作是上山专门装榔头柄、铁铲柄等。知青们最喜欢搬运的是50斤至150斤的石头，如果没了就用铁耙耙碎石,一畚箕一畚箕往矿车里倒，遇到二百斤以上的石头,就用18磅、20磅、22磅、24磅的铁榔头敲碎。知青们多数喜欢20磅、22磅的榔头，铁榔头柄是用毛竹做的，二瓣竹片再劈成两片，共四片，竹柄不仅要刨得光滑，弯度还要适度，如此使用起来才舒适顺手。先装入上下两个半圆的木片，再把竹柄装入榔头中间，然后用木契倒敲进去，一定要装得牢固，否则榔头柄脱落可是要伤人的。毛竹柄装好后，我要准备木料做很多木片和木契子，一来可以干燥,二来我可以及时把榔头柄装好,让战友们尽快投入生产。广播里不停地传来大干快上，战友们不怕苦不怕累，你追我赶的消息。从原来的一天10车上升到装12车、13车、14车。在塘口时，我有时也会帮战友们搬装石头,在帮温州籍战友杨献达时，我能把60至70斤重的石头举过头顶放进矿车。大家真是干得热火朝天。我背着工具袋在工具间与塘口之间来回跑，看他们的榔头柄、铁钯柄有没有断裂或松动，发现后马上修理好。忽然间广播响起了表扬我的声音，不知谁写了一篇题为《流动木匠姚来明》的报道，估计是程蔚东（现任浙江广电集团副总裁）所作。报道在矿山连续播放时，我心里虽美滋滋的，却盼着别播太久，我觉得难为情，认为应该多宣传搬大块石的战友，好在报道只持续了一个下午。我经常看到温州籍排长王昆荛抡起24磅的大铁锤,站在八仙桌般大的石头上使劲敲打，只见铁锤一下一下发出砰砰的响声，大石头上倾刻间四分五裂，土崩瓦解，我真是佩服他的劲头和力气。王昆荛站在大石头上用铁锤使劲敲打石头的情景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他每天要干15车、16车,没人能超过这个记录。他常获上级表扬，年底获评“工业学大庆”积极分子。表彰大会上，他胸戴大红花走上主席台接受嘉奖，获赠一本日记本与一张奖状。
工作时腰扭伤、手脚扭伤、骨折、皮肉破流血、小石子扎进眼睛里那是常有的事，但是大家都认为“轻伤不下火线”。由于知青收入低，多数人都很节省，食堂里吃半斤饭加一碗3分钱的青菜是吃不饱的。如今回想，当时承受着那般高强度的劳动，真不知究竟是如何咬牙熬过来的。
如今我们已是花甲老人，时常回忆起年轻时在兵团的工作、学习与生活。那段坎坷经历，磨炼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坚韧精神。我们将继续发扬这些品质，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