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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蹲在阁楼的阴影里，汗珠顺着脊梁往下滚。老宅的樟木箱像块沉默的礁石，铜锁扣上结着蛛网，缝隙里钻出几缕霉斑。这是太爷爷留下的旧物，在江南湿热的八月里，忽然就撞进了我的暑假。

箱子最上层压着半卷泛黄的纱布，裹着几支锈迹斑斑的镊子。我轻轻拨开医用器械，一叠信笺忽然滑落。墨迹早已洇成青灰色的云，但"民国二十七年"几个字还倔强地立在纸角。台儿庄的炮火突然从泛潮的纸页里涌出来，那个总是沉默着在檐下编竹筐的老人，竟曾背着药箱在战壕里奔跑。

最底下压着褪色的红十字袖章，粗麻布上还留着褐色的痕迹。母亲说过，太爷爷右耳听不见，是让炮弹震的。那年他背着昏迷的营长往后方医院爬，弹片削去了脚后跟的皮肉，却在死人堆里摸到个还有气息的小战士。信里没写这些，只说“今日又活二十八人”，每个字都力透纸背，像要把希望刻进历史的骨头里。

箱子角落里蜷着半截铅笔，笔芯氧化成了深蓝色。太爷爷用它给不识字的战友代写家书，给截肢的士兵念报纸，在停战的间隙教小护士认字。那些没熬到天亮的人们，是否透过这截铅笔，看见了七十九年后的夏天？此刻蝉鸣震耳欲聋，我却听见遥远的军号声刺破晨雾，惊飞了战地医院上空的鸽群。

回到家，母亲正在擦拭太爷爷的遗像。相框里的老人依旧沉默，右耳向着永恒的风声倾斜。我把子弹壳放进玻璃罐，和去年捡的银杏叶、前年集的邮戳作伴。月光漫过窗台时，所有信笺在抽屉里轻轻翻身，带着青苔的气息，在二十一世纪的夏夜里继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