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长河奔流不息，父亲的身影始终如河床深处的卵石，在记忆的冲刷中越发温润透亮。
十二岁的少年货郎，扁担压弯了尚未长开的肩胛。拨浪鼓在青石板上叩出清响，惊飞了村口老槐树上的鸦群。针线笸箩里，顶针与铜钮在晨光中粼粼闪烁；担架下层，藏着用鸡蛋换来的雪花膏，那是新媳妇们羞赧目光里的期盼。记得他说起这段岁月时，总要解开衣襟——左肩胛骨下方有道月牙形疤痕，说：“那年雪天路滑，连人带货摔进冰窟窿，货箱钉子划的。盐粒化了半袋子，心疼得直掉泪。”
1954年的春风里，供销社的红漆柜台映着他挺拔的身姿。这个昔日的游商，此刻正用布满老茧的手指拨动算盘。黄铜秤杆在他掌心轻巧翻身，称码碰撞声里，秤尾准准停在三钱星上。乡亲们说：“老陈称盐不用秤，手就是定盘星。”那年深秋，他推着独轮车翻过三道山梁，在野狐岭建起第一个分社。车辙印里渗着血——脚踝被荆棘划破，却把最后半壶水留给中暑的同事。分社开张那天，鞭炮碎屑飘落在装满红糖的粗瓷罐里，他说这是“甜上加红”的好兆头。
关于那场腊月风雪里的粮证，母亲后来补充了更多细节：父亲在雪地里守了三个时辰，终于等到粮店会计来开门。查证时发现失主竟是三十里外柳树沟的五保户，他二话不说借了辆“大铁驴”。返程时车链断裂，硬是推着车在齐膝深的雪中跋涉。送到时棉鞋冻成冰坨，裤管结着冰凌，却把怀里的粮证捂得温热。“那姑娘后来年年送鞋垫来，针脚密得能盛水。”母亲摩挲着箱底褪色的绣品，“你爹总说，善念是种子，撒出去总会发芽。”
在家乡，父亲像棵根系深广的老树。三叔成亲那年，暴雨冲垮了新房地基。他连夜带人挖排水沟，把准备给我买自行车的钱换成青砖。我赌气不吃饭，他指着屋檐下的蜘蛛网：“你看这蛛丝细不细？可它能兜住露水救活一窝虫。”爷爷病重时，他连续四十天睡在病房长椅上，日夜陪伴。
供销社的玻璃糖罐，是我们童年最甜蜜的瞭望塔。但父亲从未破例给我们一颗水果糖，“公家的东西，针尖大的窟窿都能漏过斗大的风。”有次我偷拿粉笔在柜台划字，被他拎着后领去河边刷了三天墨水瓶。深秋的河水刺骨，他蹲在旁边搓洗瓶盖：“公物就像这玻璃瓶，沾了私心就有洗不净的污渍。”
父亲提前退休那天，把供销社的铜钥匙擦了又擦。自家小卖部的货架上，铅笔削得如士兵列队，盐袋折角永远方正。孙儿们最爱看他打算盘——苍老的手指在檀木珠间翻飞，脆响如雨打芭蕉。
最后的时光里，癌痛把他折磨成弯月般的弧度。但每次医生查房，他总要先扣好病号服的扣子。某夜他忽然清醒，让我取来珍藏多年的工作证。塑料封皮下，泛黄的纸页记录着三十年“零差错”——突然有泪砸在“陈为民”的名字上，晕开了蓝黑墨迹。“爹，咱去北京找专家？”“不啦”，他轻轻摇头，“我这盏灯油要尽了，别糟蹋公家的灯芯！”
1996年立春那夜，黄河故道的风捎走了最后一缕烛烟。入殓时，母亲把供销社的旧算盘放在他手边。送葬队伍绵延三里，野狐岭的乡亲们在每个岔路口撒下黄纸——他们说，好人归去的路上，该有金箔铺道。
如今故宅墙头的忍冬花依然开着，供销社旧址成了快递驿站。但每当我走过玻璃幕墙的超市，总会想起父亲擦拭煤油灯罩的样子。昏黄光晕里，他的蓝布围裙像一片纯净的夜空，而那些被他温暖过的人，都成了星子。
清明细雨沾湿碑文时，小孙子指着石刻问：“太爷爷的灯呢？”我指向远方沃野上连片的温室大棚：“你看，那些夜里亮着的，都是他续上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