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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 - 《中南大学报》

勘探三晋山水“密码”

——记1954届地质探矿系校友陆远昭

作者:本报记者  范泓洋    
2025-05-15     浏览(49)     (0)

陆远昭作为中南矿冶学院首批地质人才,毕业后在山西煤炭地质勘探工作中积极奉献,尤其是在寻找水源和保护云冈石窟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勤奋努力和地质精神深受人们赞誉。

 

       2024年中南大学山西校友会成立三周年大会的合影上,被众人请到中心就坐的,是年岁近百、地质探矿系1954届毕业生陆远昭校友。
       71年前,作为中南矿冶学院建校后培养的首届地质人才,陆远昭响应祖国号召,从岳麓山下来到太行山上,投入煤田地质勘探事业,一扎就是一辈子。他亲身参与了全国煤炭勘探大会战,全国煤、水资源大调查,全国重点煤化工基地大建设,不但成为闻名三晋的“水龙王”,更用一份份地质报告为山西煤田地质发展奠基。

 

       矿冶园“废墟”砺出的地质工作者
       1952年,长沙岳麓山脚蒸腾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望。经过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中南矿冶学院正式组建,不仅接收了六所院校矿冶类学科的师生,还迎来了新中国首次全国统一高考的新生。当时已在家乡湖南省东安县政府工作的陆远昭通过高考进入中南矿冶学院地质探矿系,成为学院建校后首批正式招录的学生。
       “几栋破旧房,被日寇飞机炸得满目疮痍、弹洞满墙、千疮百孔。宿舍不够,教室破烂,我们只得一边建校,一边劳动,一边上课。”据陆远昭回忆,教室不够,师生就到食堂、礼堂甚至操场上课,学校发给每人一个小板凳,坐下就上课。“可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谁也没有怨言,都只想刻苦攻读科学理论知识。”
       老师经常开快车,学生天天开夜车。这是陆远昭记忆中的求学时光。初生的新中国正全力推进工业化建设,亟需大量矿山冶金人才。早日报效祖国的紧迫感令矿冶园里的师生们自觉加快了教与学的进度。那时,天刚亮岳麓山上就充溢着琅琅书声,晚自修结束后的路灯下徘徊着数不清的身影,老师们不吝时间地授课答疑,同学们争分夺秒地消化知识。学风熏染下的陆远昭亦是如此。面对晦涩艰深的专业知识,他反复画剖面图、立体图、投影几何,由浅入深掌握理论知识;地质系主任陈国达院士等将研著的地洼学说等高精尖地质知识倾囊相授,加快了他成长的步伐。两年间,他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此外,在学校组织的生产实习中,陆远昭多次到湖北大冶、江西岿美山等矿山下厂矿学习,在钻机泥水间磨砺着独立工作的能力。
       为响应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迫切需求,1954年,陆远昭用两年时间完成四年本科课程,做好了奔赴基层一线的准备。矿冶园里一以贯之的艰苦奋斗传统,塑造了师生以苦为荣的思想。毕业前夕,学校向毕业生征求分配意见,想去何方,有何要求。陆远昭在志愿书中写道:“服从组织安排,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怕艰苦,不管城乡,保证安心,为校争光。”

 

       探“源水”,解“晋渴”
       1954年秋,在组织的安排下,陆远昭被分配到一一四勘查院(原山西华北煤田地质勘探局第二大队)工作。当时,为解决钢铁工业所急需的炼焦用煤,原燃料工业部决定在潞安矿区进行大规模煤田地质勘探工作,由苏联专家进行设计和指导,一一四院负责施工,这便是“一五”期间的重点项目——潞安王庄地质勘探会战。
       会战中,陆远昭一边学习苏联专家带来的先进经验,一边在实战中锤炼本领。不到一年会战完成了7个区的地质精查报告。同时,苏联专家的评审意见引起中央、省市的高度重视。专家一致认为:潞安矿区没有水源,煤矿无法开采,长治工业难以发展。这样的论断对长期饱受缺水之苦的山西人民而言无异于当头棒喝。各级领导反复研究商讨后,决定成立水文地质队再探一探水源,29岁的陆远昭被选任水文普查小组组长。

                                           陆远昭在山西潞城市辛安泉测流量


       “我就不信苏联专家的结论。”在陆远昭看来,不唯书,不唯上,要实事求是,用实践说话。于是,他带着14名同仁深入太行山腹地,按照路线查地层构造,寻找含水地层。霜行草宿、爬山钻林是每日行程;残破窑洞,既是宿舍,也是办公室。陆远昭借鉴湘桂经验,采用剖面和构造追踪法、河流断面流量对比法等筛网式排查着脚下的每寸土地。他带队勘四县、探百村,历时8个月完成了617平方公里的调查任务,最终发现了山西第二大岩溶泉——辛安泉,各项指标甚至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它的发现不仅打破了外国专家“此地无水”的断言,为潞安矿区开发找到了水源,使得“一五”计划重点项目得以顺利实施,更是为长治人民找到了“生命泉”。
       由于积累了在喀斯特地带找水的经验,而后陆远昭频频被委以找水重任:1961年,在吕梁山为解放后还在用火车拉水吃的灵石富家滩找到深层岩溶水;1967年,为苦水滩上的临汾人民打出了有史以来第一口冒“甜水”的自流井……哪里缺水,哪里就请陆远昭,“水龙王”的名头也在此时期被越叫越响。
       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陆远昭深入太原、大同、阳泉、平朔进行调查研究,采用地洼学说、板块构造导论和地质力学方法,对山西中深部水源进行勘探。1983年,缺水的太原西山地区打出丰富地下水的消息传到北京,陆远昭受命到中南海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汇报工作。“结束后李副总理交待我,回去继续勘探地下水,太原还缺2立方米/秒,平朔找0.5到1立方米/秒,希望在2000年以内解决。2000年以后国民经济上去了,有钱了,再搞引黄。”回去后,陆远昭马不停蹄地继续找水,仅用五年就完成了李鹏同志交待的任务,在太原找到11个立方米/秒的水,平朔也解决了1-2立方米/秒,提前13年完成了任务。

 

       不负周总理嘱托,完成云冈石窟体检
       位于山西大同西郊的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时期,是中国石窟艺术中的瑰宝。往来如织的游人仰望着佛陀唇边那抹穿越千年的微笑,却鲜少有人知晓,历经千年风雨的佛陀仍保持完好面貌的背后,有陆远昭的一份贡献。
       早在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后,就对云冈石窟的日益风化和逐渐崩塌的状况十分关注,并作出“三年维修计划”指示。山西省特派陆远昭率队深入现场对云冈石窟周围的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和环境地质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地质调查,全面分析了地质岩层及周边水文地质特征,以及煤矿开采、铁路、公路、地震等诸因素对石窟的影响。
       面对与煤矿地质迥异的云冈石窟,陆远昭带着“罗盘、放大镜、铁锤”三样地质人的老法宝上路了。为获得详尽资料,他从东到西一个窟一个窟地勘探,细致分析每个裂缝开裂的原因。有的洞口被重达千斤的石块封堵,随时有再次坍塌的危险。而就是在这样的危险下,在周总理参观云冈石窟14天之后,调查组《关于云冈石窟文物保护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成功给出了除人为因素外的其他原因:自然风化、自然地震和炮震,并根据原因提出交通改道、佛区禁止新建筑、综合治理污染、绿化佛区四项建议,并被全部采纳。1976年9月,经过修缮后的云冈石窟终于恢复了容颜,这距离当初周总理的指示刚好三年。
       自从事地质工作以来,奔走在山水间,就是陆远昭的日常。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山西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后改地质局)总工程师、经理岗位卸任的他,继续发挥余热,实地考察走访了嵩山、衡山、黄山等名山大川,将对山川河床、峡谷曲流等自然画卷的刻画,对山川河流成因及底层地貌变迁、演化过程等的研究分析,汇入一篇篇地质调查报告中。
       从中南矿冶园里的勤奋学子,到闻名三晋大地的“水龙王”,陆远昭将调查研究写在太行山的褶皱里、云冈石窟的岩缝处、三晋大地的脉络中,他的故事也深深刻印在“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中南精神谱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