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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世纪60年代（蓝色）和20世纪20年代（红色）云南五个灵长类类群的分布重心和标准差椭圆分布变化。

本报讯近日，研究论文“EffectofPrimateProtectiononThreatenedandEndemicVertebrates,Plants,EcosystemServices,andFutureClimateRefugia”和“MonsoonClimateandAnthropogenicInfluencesShapePrimateDistributionsAcrosstheSoutheasternEdgeoftheQinghai-TibetPlateau”分别发表于保护生物学旗舰期刊“ConservationBiology”和“GlobalChangeBiology”。

针对灵长类伞护效应研究，云南大学、大理大学和西南林业大学研究人员联合多个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于2010年至2023年间通过历史文献收集、地方性生态知识访查、野外样线与红外相机调查等多种途径，构建了迄今为止云南省16种灵长类动物最全面的历史分布数据。综合考虑物种分布模型、受胁/特有的陆栖脊椎动物（601种）和种子植物（4010种）潜在栖息地、生态系统水土保持量、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和未来气候稳定性区域，并应用系统保护规划模型Zonation判识出16种灵长类动物的保护优先区域。研究发现，灵长类物种高丰富度区域与受胁/特有动植物物种高丰富度区域，碳封存、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高值区域，以及未来气候变化稳定区域，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正相关。如果将云南省30%的土地面积指定为灵长类动物保护优先区域，那么全省天然林52.3%的年均固碳量、51.7%的水源涵养量、54.1%的土壤保持量和30%以上的气候稳定区域将得到保护。因此，将灵长类作为伞护类群保护，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具有独特贡献，有助于支撑《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多个保护目标的实现。

针对灵长类生物地理格局研究，研究团队通过分析21个地点的孢粉学记录，重建了云南历史气候、灵长类栖息地植被和人类大规模植被塑造活动的时间，并采用随机森林模型和生态利用率算法排序确定该地区灵长类动物多样性当前分布的气候驱动因素。研究发现，季风气候的时空变化是塑造青藏高原东南缘灵长类物种丰富度的最关键因素。与东部高原面相比，西部纵向岭谷区的降水更多，季节性温度变化更有限，最冷月最低气温更高。这些条件促进了湿润常绿阔叶林的发育，为分布在这一地区的14种灵长类动物，尤其是为长臂猿科（Hylobatidae）、懒猴科（Lorisidae）和乌叶猴属（Trachypithecus）等类群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地。相比之下，云南高原中部多发育适应干旱和强烈季节性的森林（硬叶常绿阔叶林和暖性针叶林），仅支持普通猕猴生存。古孢粉学记录表明，云南高原面与纵向岭谷区的气候环境和植被的分化（至少2万年前）早于人类大规模环境塑造开始的时间。孢粉记录和灵长类分布点消失原因分析显示，过去2000年里，人类大规模毁林和农业发展所造成的动物栖息地丧失以及狩猎活动严重影响了灵长类的分布。与19世纪60年代相比，长臂猿科、乌叶猴属和金丝猴属（Rhinopithecus）动物的分布范围，在20世纪20年代已向纵向岭谷区的中部和北部收缩，并从低海拔地区消失（如图所示）。懒猴科成员已从其最北端的分布范围中消失。鉴于灵长类与受胁或特有脊椎动物多样性在空间分布上的高度一致性，研究认为金沙江-红河-北纬24°连线标志着云南纵向岭谷——东南部地区与东部高原面的生物地理分界线。因此，地形引起的季风气候变化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青藏高原东南缘的物种丰富度格局，而近期人类压力导致了许多分类单元的“分布坍缩”。

云南大学保护生物地理学团队和大理大学东喜玛拉雅研究院团队成员为论文主要作者，西南林业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加拿大温哥华岛大学、西澳大利亚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等科研机构及多个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为论文共同作者。大理大学东喜玛拉雅研究院团队、云南大学保护生物地理学团队和西南林业大学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动物保育实验室团队联合多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共同建立了云南省灵长类动物分布数据库。（国际河流与生态安全研究院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