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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难了，我做不到。”面对重重困难时，这一声叹息，让许多人选择以呻吟代替行动，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将自我矮化为命运的被动承受者。创作灵感枯竭的艺术家在空白画布前瘫坐，恐惧社交的年轻人蜷缩在封闭的房间，被课业压垮的学生望着堆积如山的书本发呆。

这些场景背后，隐藏着一种更为隐蔽的精神危机：人们正在将暂时的困难异化为永恒的绝境，用消极怠惰的心理暗示为自己构筑心灵的牢笼，最终使“万难”成为自我实现的枷锁。

呻吟是对困难的仪式性屈服，在想象中放大了痛苦。当作家遭遇创作瓶颈，整日抱怨“江郎才尽”而非尝试分析问题根源；当学生因一门功课受挫，便断言“我不是读书的料”而非调整学习方法——这种呻吟实质上是认知的懒惰。古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曾言：“使人困扰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对于事物的看法。”呻吟者将困难绝对化、永久化、人格化，把特定情境中的挑战扭曲为个人不可改变的宿命。呻吟使困难在想象中膨胀，最终成为压垮行动的力量。消极心理会形成恶性循环的漩涡，一味的呻吟只会造就闭环。一个害怕公开演讲的职场人，每次逃避机会都在强化“我做不到”的心理暗示；一名畏惧数学的学生，每次放弃思考都在加深“数学可怕”的认知沟壑。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写道：“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发现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它。”而呻吟者恰与之相反——他们尚未真正尝试，便宣布命运无法改变。这种心理放弃会引发行为懈怠，而行为失败又反过来验证消极预期，形成难以挣脱的向下螺旋，从心灵射出的子弹在此刻正中精神的靶心。

呻吟的代价是潜在自我的湮灭，是寻找自我道路上的泥沼。每个人身上都沉睡着未曾想象的可能性，而呻吟如同催眠曲般让这些可能性长眠不醒。德国诗人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劝诫：“你要忍耐，难处终将成为你的福祉。”历史长河中，那些改变人类文明轨迹的突破，人类群星闪耀之时，往往诞生于研究者面对看似无解的难题却仍坚持探索的时刻。如果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小职员的平庸生活中只知哀叹时运不济，如果梵高因早期作品无人赏识就认定才华匮乏，人类文明将失去多少精神财富？呻吟不仅消解当下的执行力，更在无形中扼杀了未来可能绽放的无数自我。

万难如镜，照见的是人与困难的关系而非困难本身。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指出：“一切确定皆是否定。”当我们确定某件事绝对困难时，已经否定了所有解决的可能。面对万难，迎难而上的姿态本身就能重构主体与客体的力量对比。这不是盲目乐观，而是清醒认识到：困难的大小常取决于我们站立的位置和注视的角度。

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写道：“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呻吟者永远无法毕业，唯有将“吟”改为“迎”的人，才能在克服万难的过程中，“赢”得更为强大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