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农村，幼时发蒙上的是非正规的乡村小学，因无固定校舍，前后迁过六处借用的民房上课，“复式班”（几个年级学生一起上课）。初中也是很普通的学校，理化没做过实验。倒是高中为原湖北省立第一高中，历史久，名声响，但上到高二是一九六六年，“特殊时期”。高考停了，大学梦断了。回乡“学大寨”，十年有余。一九七七年，正规的高考恢复，才挤进考场，上了武汉大学，又接着报考研究生。四年功夫，“投机”了一把，本科、硕士一次毕业。一九八一年底组织上分配到信阳师范学院任教，直到退休，至今已近半个世纪。
务农时，山里乡亲高看我，聘我当“民办教师”（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特殊的一群人，仍是记工分的农民），教过小学、初中、高中。这样算来，我是经历了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全系列生涯的教育工作者。
这个完整的教师生涯，主体是在今天的信阳师范大学度过的。这里非我故里，但喝了四十几年浉河水，心安处即是家，称第二故乡完全不是什么矫情，是内心的心声。在这里，我又经历了这所大学从专科、本科并存、研究生培养和硕士学位授权等历程的全过程。
在我热爱的教育圣殿，此生心灵寄托之所五十华诞之际，往事不如烟，点滴在心头，捡几处脚印（苏东坡比喻的鸿爪踏雪泥留下的“痕”）粗略拾理一下聊作初心一瓣，也作自己和师友们的留念。
创建与本科建制确立
回顾学校的发展史，自然要首先记上初创和确立本科建制这笔。
学校正式成立于“特殊时期”的末期。无论如何，当时信阳地区的领导还是有战略眼光和历史担当的。他们能认识到，一个地区有没有大学，那会是什么样的差别。学校成立后招了两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生也是出了些人才的。一九七七年高考规范恢复，通过考试选招了两层专科生。这时，地方领导继续重视和努力，省里也支持，整个国家也在转型，科技、教育被提上了更高更急迫的战略位置，因而学校在“新时期”开始，很快结束了“开封师范学院信阳分院”阶段，被国务院批准并公布校名为“信阳师范学院”，确立为本科建制。
我当时还未来到，但今天作历史回顾之所以要先简略地记上这一页，是后来的时间充分说明，“本科建制”很重要、很关键。河南省的每个地方几乎在这时都建立了或恢复的或由“中师”升上的“师专”，不少学校的历史还很长，基础也强于我们，但我们“一步到位”确立了本科建制。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本科招生，经过“本专科并存”阶段到“本科为主，专科为辅”阶段的过渡，专业建设、人才队伍储备和培养等基础工作，起点高一个层次，行动早一个周期，使得学校在上世纪后期国务院最后一次增设研究生单位和硕士学位授权单位时，我们赶上了。这在全国同期同类院校中，我们是领先的；在省内的兄弟院校中我们率先向前迈了一大步。君不见，后来这些学校也陆续“升本”了，但过程较长、十分艰辛。“形势”已有很大变化，“影响因子”增多也更复杂，“公关”成“攻关”。
我是一九九一年开始任院长助理，半年后任副院长，一九九七年任院长。在党政班子的集体领导和共同努力下，在上世纪末开始研究生培养，授硕士学位；后来研究生培养专业不断扩展，还开始有了博士招收单位聘我院教师为博导，联合培养博士；骨干学科大都成为硕士学位一级授权学科；增设了一批专业硕士授权学科；进入博士学位授权建设行列。
国家教学成果奖琐忆
我来学校后，几位一同报到的本科毕业的同事被学校又送去进修了，我则立即上了讲台，还兼一个年级两个班的班主任。不久，任了教研室主任，后又任系党总支副书记。这时，学校实施了一项教学改革，课题简称“双向培训”。将三年级的本科生派到师资薄弱的农村中学“顶岗实习”，在实践中接受教育教学的能力培训，并且实际感受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这种“顶岗”的状况改变师范生实习一周，时间太短，效果不扎实，锻炼不够，而是大体上为一个学期，实实在在的当全职教师，经历完整的至少一门专业课的教学，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课题设计一点也不留“走过场”的余地。另一个“方向”的培训，是把下去学生“顶岗”出来的老师，吸收到我们学校来进行业务培训，提高综合素质，解决当年低学历教师渴望进修提高，无途径，无机会的困难；农村学校想提高老师，但现岗老师又确实离不开等等，都反映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改革。设想提出后，在一定范围进行醒酿讨论。我由于是“双肩挑”（既是一线授课教师，又担负一定的党政管理工作），有责任也有机会参与意见。后来学生下去了，我又到“顶岗实习”点去看望慰问学生，对他们的工作给些指导帮助，也对改革实践的进展，遇到的新情况新困难进行调查研究，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向学校，向课题组反映。因为这项改革主要是学校承担任务和责任，增加了学校很大的负担；又由于涉及学校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学校经济也很困难，所处地区是革命老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学生中“贫困”的比例较大......困难确实很多，实施起来后问题也层出不穷。内部又畏难情绪冒头，外部又怀疑改革能不能可持续。这时，我在讨论中又一个发言：不要拘泥具体细节问题，首先要问改革的方向对不对。方法总比困难多，气不能泄，劲要鼓；一方面要主动征得政府支持，一方面重点是完善改革，以实际成绩来赢得社会各方的广泛支持。学生在校期间缩短了，他们及家长对学业受影响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采取多方面措施弥补的。
这次改革我们坚持的比较好，社会反映和效果也很好，结果在国家首届优秀教学成果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这是整个学校发展进程中最早获得的最高层次最高等级的奖项。
多年以后，这项改革的主持者、策划者，当时的副院长石金钟同志（后调任河南财经学院院长），见到我，首先说的就是，我当年的发言使大家“提高了认识，坚定了信心和决心”。我回答说：过誉了。在学校改革发展的问题上，我只是不愿作“局外人”。
本专科升降格激励制度
我们推行本专科学生升降格激励机制教学管理改革，在全国也是最早的，走在前面的。后来有不少兄弟院校前来取经交流。
首先是基于总结实践经验而形成改革思路。高考制度恢复以后，“高考热”持续不退，“独木桥”上拥挤惨烈，不几年，“升学率”挂帅的指挥棒导演出一幕幕“分数第一”的应试悲喜剧。考上本科的少数学生“躺平”等毕业证，上专科的，觉得矮本科生一头。还有考试作弊也花样百出。这也是“一考定前程”的副产品之一。“擦边”上本科的，仅差很少分数上专科的，具体分析起来情形原因还不单一，以分数定输赢合理但并非完全公平，不妨来个“二考”让一轮不如意者、上进者来“驱除”侥幸者、混文凭者，这“戏”一定精彩，满满的正能量。
其次是本校当时本专科并存的体制方便操作“升降”作业。
这项改革实施并逐步完善后，学生、社会各方面反映正面，效果非常好。这些年从专科升上本科的，后来出了不少人才。
实事求是说，实践中“本降专”的很少。改革骤起，躺着“迷糊”的，“二代”等吃“一代”的，他醒了，这也达到了改革的目的。还有少量“不法”混进本科的，入学“复查”，清出去了。
我们的原初设计是升与降双向激励，是很好的方案。后来较普遍推行的“专升本”，似乎有我们“导乎前路”的一点小功劳。在全省未升本前的各专科学校，每年有不少学生升到我们这里读本，获授“学士”学位，从而继续考研往前迈进。我任校长时经常接待这些升上来的学生来访，他们一致反映，这里学风正，学生普遍上进心强，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备考研究生的氛围浓厚，考研录取率高，你不想上进也被激出劲头来了。
这里再顺便说说我们的学生本科毕业考研的情况。一所新校，不在中心城市，离省城最远，其社会影响，一个重要方面是靠人才培养质量，靠校友的成就。我校学生本科毕业考研的比例高，录取率高，很快就使学校“名声在外”。我曾经到一所大学去交流，有位专家告诉我，他们学校的一个硕士学科点，连续多届招的学生都被贵校“霸占”了！我们的社会文化偏好“讲出身”，什么“一本二本”的新词、“第一学历”的热词、虚词大大压过“实际水平”的实词。前些年，我们的学生不但考上的多，而且还喜欢考名校，与“一次高考定其他”叫板。我的一位学生，武汉大学哲学硕士，到民政部工作，先后任处长、司长、副部长，还是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组成员，多次中央精神中央宣讲组成员；一位吉大硕士，人大博士，清华博后，从事传媒职业，中央顶级媒体管理工作和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担任文化产业大型实体的法人，干的风生水起；我还在系里从事教学时的一个专科班，毕业就业后大部分考了研究生，一位女生还是人大逻辑学博士毕业，这个班的班长考上了北大的哲学研究生，毕业后自荐就业岗位，成为公务员，走上领导岗位。学汉语言文学的一位同学，对哲学感兴趣，我上课时曾跨系旁听过，毕业季考取了北师大袁贵仁教授（曾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教育部长岗位上退休）的研究生，在北京工作，管理与学术双线成就。还有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出国深造，有位定居加拿大的校友成了旅加学界、业界的华人领袖，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加拿大时，接见了他并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