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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纪年法完整、科学的记载，出自距今2164年前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天文训》。其所记载的历法体系，通过对先秦至汉初不同时期历法传统与天文观测成果的整合、吸纳、纠偏、补充，成为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广忠精研《淮南子》四十余年，遍览经史子集要籍，出版有关著作36部，凭借深厚的学术积淀在其新著《二十四节气纪年法》（2025年于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中，以《淮南子·天文训》为核心考据，以历代典籍为文献互证，取之精华，究其根本，系统梳理了古代天文学家创制阴阳合历的复杂过程，并通过多维度的解析，揭示二十四节气创立和纪年的科学根基及其文化意涵，让读者深刻感知这一庞大且惠泽至今的历法体系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建立在长期科学的观测与实践基础之上，彰显出中国古代卓越的科学智慧。

二十四节气纪年法体系构建

二十四节气纪年法构建了精密而完整的时间体系： 纪年（3651/4天）、纪月（十二音律主十二月）、纪日（五音十二律六十甲子）、计时（16时）、纪四季（春、夏、秋、冬之孟、仲、季）、十二月（采用夏历）、纪节气（15天/15.2天，365日/366日）、一纪（1520年）、三纪（4560年）。该体系以夏历为基础，通过“十九年七闰”的闰月设置协调阴阳合历，实现了天文周期与人文时间的有机统一。

通览全书，二十四节气纪年法历法体系的确立主要依据：北斗斗柄的方位指向、太阳运行规律测算回归年长度、月相变化进行的闰月设定、二十八宿的星象定位、十二音律的气声共振、七十二候的生态观测。这六个维度构成一一对应的协同关系：以天体运行规律为基准，结合科学有效的观测方法、数据推算和生态观察，将天体运行规律转化为可量化的时空坐标，这一历法体系的科学性与多维度的融合呈现出令人惊叹的严密逻辑。

《淮南子·天文训》载：“日月运行，周而复始。”“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勾勒出二十四节气纪年法制定的逻辑依据；《史记·律书》将其观点提炼为：“气始于冬至，周而复始。”强调了二十四节气纪年的开端；在《二十四节气纪年法》一书中，陈广忠教授总结诠释为：二十四节气的制定以“日月交会，北斗定时”为基础，即当太阳、月亮运行，处在同宫同度，黄经差为0°的时刻，太阳、月亮在“冬至”点交会，此时北斗斗柄指向正北（子位），二十四节气计时开始，春、夏、秋、冬四季相连接替运行，与时推移。

二十四节气的多维解读

《二十四节气纪年法》一书以“冬至”为起点，依照节气排序，对每个节气的命名、制定的科学依据，结合民俗、农事、养生、文化展开体系化阐释：“冬至”的命名首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并沿用至今，此前在《吕氏春秋·音律》中曾称作“日短至”。高诱注解，“冬至日，日极短，故曰日短至”；根据天文观测，此时北斗斗柄指向正北方（子位），标志着纪年的起始；通过圭表测量晷影长度，测得冬至日影最长，夏至日最短，日影最长、最短的时间间隔， 经测算得出太阳一个回归年的长度， 即一年3651/4天，奠定了历法的时间基准；以“律管候气”法对应节气与十二音律，当冬至来临，阳气初生，九寸长律管便会因地气变化引发气声共振，为十二音律的第一律黄钟；基于对自然界的观测，《淮南子》记载冬至的物候现象为“虎始交，芸始生，荔挺出。”这时动物结束冬眠，植物根系萌发；从《周礼》冬至祭天的国家典仪，到《清嘉录》换新宴饮的民间习俗，呈现出“冬至大如年”的民俗文化；《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篇》中记载了“冬三月闭藏”的养生之道；黄淮流域“犁田冬至内，一犁比一金。冬至前犁金，冬至后犁铁。”等农事谚语，体现出古人顺应天时安排农事的劳动智慧。

书中所蕴含的丰赡学理与研究洞见，兹以冬至为例略述，循此多维考据路径，全书系统呈现出二十四节气纪年法“观象授时”的科学原理与“天人相应”的文化内涵。

二十四节气传播中的知识考辨

自2016年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 围绕其进行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不断开展，媒体的报道持续升温，由此更需厘清其科学本质与文化内涵，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建立正确认知，使其更好地传承发展。

陈广忠教授对“二十四节气以冬至为首”的考辨、对大众媒体传播中不规范表述的匡正、对史书中“候”记载失误的纠谬，体现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书中对“立春”为何不能成为二十四节气之首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诠释：首先，如上所述，按照北斗斗柄的运行、十二音律的规定、太阳和月亮运行“朔旦”在“冬至”交会、二十八宿的位置和度数、圭表的测量、天文仪器的观测等，全部“推步”计算，都是以“冬至”为起点；其次，立春缺少太阳、月亮合朔，即“朔旦”交会的先决条件，立春节气的确定依附于冬至的推算，无法通过日月合朔的校准作为起始；最后，根据“十九年七闰”的闰年设置，立春有寡年、双春年等规定，缺少稳定性。这些“先天不足”决定了立春无法取代冬至作为二十四节气纪年的起始点， 只能作为春季的开始。

对于《淮南子·时则训》《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逸周书·时训解》等诸多历史文献中物候现象的记载，书中指出，鹰、鸠的互相转化，萤火虫由腐草变化而来，麻雀入海变为蚌蛤……这类错误的说法，历代沿袭，没有得到纠正。援引《竺可桢文集·中国古代的物候知识》中的论述：“古代劳动人民以限于博物知识， 而错认的物候，如‘鹰化为鸠’‘腐草化为萤’‘雀入大水为蛤’等谬误，也一概如旧。”同时，通过对不同时期文献校勘分析、字词训诂，校正其中的文字错误，如大雪第一候的记载中，《淮南子·时则训》记为“鳱鴠不鸣”，《礼记·月令》写作“鹖旦”，《逸周书·时训解》则为“大雪之日，鴞鸟不鸣。”经详细考证，“鴞”字疑误，当作“鹖”，等等。

文献考证作为学术研究的根基， 是一项浩大而精细的工程。全书以《淮南子·天文训》为核心，从甲骨金文的字词考释，扩展至对历代典籍及相关文学著作的文化挖掘， 构建起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立体文献网络。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囿于传统文献考据的窠臼， 而是将二十四节气纪年法置于中华文明的整体脉络与全球视野， 通过透视二十四节气与农耕文明的共生关系、哲学思想的内在呼应、民间习俗的深度关联，揭示其作为“天—地—人”结合的普世哲学内涵，并对这一纪年法走向海外纳入不同文明语境中的传承情况加以稽考， 呈现其在不同地域文化中的适应性调适。

《二十四节气纪年法》以考据之实与义理之思并重的研究路径，为中华文明的时空认知体系铸牢了科学、严谨的理论根基，在古今对话中激活了古老智慧的生命力，通过解读天地经纬间的时间密码，破译其中所蕴含的宇宙观、世界观、自然观，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当代文明提供了历史镜鉴与理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