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的座椅微微发凉，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山影在远处叠着，像浸了水的墨。我缩在靠窗的位子上，耳朵里塞着耳机，手指在屏幕上划得飞快。母亲坐在一旁，膝盖上摊着保温杯和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橘子，皮儿泛着青，是她非要带的———路上解闷。
半小时前，我们刚吵过一架。无非是她嫌我行李乱塞，我嫌她总爱唠叨。气话像碎玻璃，扎进空气里，割得人喉咙发紧。这会儿两人都噤了声，只剩车厢的嗡鸣声，混着邻座婴儿断断续续的啼哭。
母亲忽然拍了拍我的手。“宝宝，你说她这是画的什么？妈妈都没看出来。”她指着前排座椅背后的广告画———蓝绿线条交错，像一团乱麻。
我摘下半边耳机，敷衍道：“迷宫呗。”
母亲“哦”了一声，手指在画上虚虚描了两笔，忽然笑出声：“难怪！妈妈都跟不上你们年轻人啦。”她顿了顿，声音轻下来，“你小时候最爱去游乐场的迷宫玩，记不记得？塑料板围的，漆成红黄蓝绿，钻进去就找不着北。你总说‘再玩一会儿，再玩一会儿’，妈妈就站在出口等啊等，等到太阳斜到树杈上，你才满头汗地钻出来……”
耳机里的游戏音效还在响，我却按了暂停。
记忆像被她的手指挑开一角，露出里头毛茸茸的暖。那时的迷宫不过是一人高的塑料墙，可在我眼里却是巍峨的城堡。母亲总穿一件米色风衣，拎着水壶和手帕，站在铁栏杆外，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我每绕一圈，就探出头喊一声“妈———”，她应得清脆，像抛过来一颗糖。有一回我故意躲在拐角，听她一声声唤“宝宝”，声音从从容到发慌，最后连管理员都凑过来问：“孩子丢了？”我这才蹦出来，被她一把搂住，手心拍在背上，力道却轻得像掸灰：“小坏蛋！”
“那时候啊，你爸总说我是‘等迷宫的傻子’。”母亲剥开一个橘子，酸味儿窜出来，冲散了车厢的空调气，“可等你真长大了，想等也等不着喽。”她掰了一瓣递给我，指甲缝里沾着橘络，白丝丝的。
我接过橘子，指尖蹭到她手背的皱纹，突然想起汪曾祺写高邮咸蛋的句子———“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有些滋味，非得扎破那层壳才尝得到。就像此刻，酸橘子的汁水在舌尖漫开，混着陈年的甜。
窗外的山影淡了，云层裂开一道缝，光漏进来，落在母亲的白发上。她已低头翻起手机相册，指头笨拙地划拉着：“你看，这是你六岁在迷宫门口拍的……”照片里的我举着棉花糖，糖丝黏在腮帮上，身后的母亲年轻得陌生，眉眼弯成新月。
车厢一晃，山也跟着晃。我突然希望这趟车开得慢些，再慢些。
耳机彻底滑落，我指着广告画上的一处岔路：“妈，其实我刚才说错了———这不是迷宫。”“啊？”“是树根。”我胡诌，“您看，这蓝的是河，绿的是树，根须盘根错节……”母亲眯眼凑近，突然一拍腿：“还真是！哎，我们宝宝眼光好。”她笑得眼角叠起皱纹，仿佛我仍是那个需要她蹲下身哄的孩子。
广播报站声响起时，她已靠在我肩头睡着。保温杯倾在座椅缝里，一滴水缓缓滑落，像旧时光里未干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