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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4月，当我还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看见对面的荒山上开出了一排排窑洞，山下盖起了一座座瓦房，周围圈起一人多高的围墙，搭起了大门———这就是中国女子大学的雏形。
　　一天，党校领导向我们30班和31班的同学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女子大学，你们将全部转到女大学习……”随后，我们背起行装，列队来到中国女子大学，分别被编为女大第一届普通一班和普通二班。后来，通过考试，我又被录取为高级理论研究班的学员，任班级党小组长，并被聘为校刊编辑。
　　因工作、学习和锻炼的需要，于1940年底，我被抽调到陕甘宁边区三三制选举工作团，进行学习、锻炼和工作了10个月。在此期间，我曾参加采访边区开明士绅李鼎铭、贺连城等先生；又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大会报导组工作。
　　1941年8月底，中央决定实行机关精简，院校合并，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泽东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同时，中国女子大学也宣布取消。
　　中国女子大学自成立到结束，虽然只有短暂的两年多时间，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动乱年代，能够得到两年多时间的学习和党的培养，确确实实是来之不易的事情。对我来说，是我革命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页。
　　1939年5月，女大已有六个班开课了。即一个小高级班，四个普通班和一个高级理论研究班。小高级班只有十多个学生，多是从抗大转过来的干部，少数人是从国统区调来的我地下党的干部。普通班中的一、二两个班，是从中央党校转来的，这两个班学员的文化程度较高，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全系共产党员，来延安后又经过抗大、陕公或各种训练班的学习，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理论基础。普通班中的三、四两个班，是从抗大转来的。为了培养较高级的妇女人才，从一、二、三班中，通过笔试和口试，选拔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同学与小高级班成员一起扩大为高级理论研究第一班。不久，又成立了高级二班。后来成立的有陕甘班，是专为陕甘宁边区训练基层妇女干部的。正式开学后，仍继续招生，招生简章分发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通过八路军办事处或我地下党组织输送、或通过统战关系介绍来的女青年，又陆续成立了五、六、七、八、九班。还成立了特别班，以训练文化程度较低但有妇女工作经验的长征女干部。为组织带孩子的女同志学习，还成立了妈妈班。学员既是孩子的妈妈，又是托儿所的阿姨，边工作，边学习，边带孩子。
　　两个高级理论研究班，完全实行学生自治；其他班级，学校只派指导员一人；班里的各种组织，皆实行选举制；行政领导是班长，设学习班长和生活班长各一人，分管全班的学习事宜和生活事务工作；班下设学习小组；各课设课代表一人，以便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班上党的领导是支部委员会，下设党小组，选有党的小组长。
　　学生工作和俱乐部的工作，开始由政治处的夏革非同志直接领导，后来因为学生日渐增多，为了更好发挥同学们的自治能力，于1940年2月，在校礼堂，通过全体校友，正式民主选出了第一届校友会，我们班的王珏、丁雪松(兼俱乐部主任)被选为正、副主任；委员有张林生、巨锋、黄锐等；校友会下设有俱乐部、对外联络组、宣传学习组和经济保管组等等。约一年左右，又经全体同学民主选出了第二届校友会，这次选举，形式更为隆重，选举手续也更为严格，使我们进一步尝到了民主选举的滋味，我们班的吴敬被选为主任；高二班的路岩、九班的甘露被选为负责人。两届校友会的工作，都做得十分活跃。为了解决校友会活动经费的困难，有不少同学自动捐款、捐物，记得当时我们班的岱莎同学，就曾捐了不小的一笔钱，博得了同学们的热烈赞扬。
　　经过全校师生员工一年的努力，到了1940年底，女大已发展成为拥有十四个班，近千人，各种规章制度都比较健全的学校了。
　　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在中央党校大礼堂隆重召开。中央在延安的领导同志全参加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还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那是一堂有关妇女解放的教育课，也确定了女大办学的基本方针。事隔多年，仍记忆犹新。
　　那一天，整个校园换了新颜，校门扎起了油绿的彩门，衬托着两边围墙上二十个红色醒目的校训大字，显得格外鲜艳美丽，同学们穿起了节日的新装，打扮得干干净净，熙熙攘攘地来往于校园之中。
　　从校门外往里看，一直可以看到布置庄严的舞台和舞台后山顶上扎做的一个灯塔，及塔顶上伟人画像，舞台两边也挂着很多领导人和女革命家的画像；校园和会场四周还贴满了红红绿绿有关妇运动的名言，以及鼓舞妇女奋发向上的庆祝标语，整个校园充满节日气氛。
　　下午3时，同学们已坐满礼堂。由于关系到妇女解放事业，党中央和各单位的领导同志都非常关心，到会的人特别多，就连刚从前线回来的八路军代表邓小平同志、新四军代表张鼎丞同志、印度援华医疗队安德华队长，都赶来参加大会。他们坐在铺有红地毯、摆有野花的长桌前，会场一片欢腾。
　　典礼正式开始，鲁艺乐队奏响国际歌和校歌。
　　对于主席团名单，那时特别讲究，提出了名誉主席和大会主席团名单。记得名誉主席团名单有苏共领袖，各国党的领袖，我们党和国民党的领导人，中央妇委以及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大会主席团除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及中央妇委的同志外，还有各机关学校和我校的负责同志以及各班的学生代表(我们班的代表是庞文华)等，主席台坐的满满的。
　　在全党支持办好女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在开学前即带头捐献参政员薪水一百元，帮助购置图书；周恩来同志带伤赴会并准备捐献大批图书；洛浦、王稼祥等也纷纷捐款捐物；八路军代表邓小平同志答应捐赠一批马匹，新四军代表张鼎丞同志答应捐赠一部分战利品。看到全党全军都在关心着支持着女大的开办，作为每一个女大的学员，都感到无比自豪，也感到肩上承担着一份重任。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女大不仅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干部，要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亿二千五百万妇女参加抗战。他在讲到妇女参加革命的重要性时强调，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鼓舞了我们的信心和决心，全场不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首先从中国历史上阐述了妇女中蕴藏着大批有作为的人才，接着又介绍了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和抗日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新女性。他要求女大同学向这些杰出的英雄人物学习，准备到全国各地，发动妇女参加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
　　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我们的心胸更加开阔了，和党更加靠近了，我们感到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最了解妇女，最重视妇女。
　　晚饭是大会餐，有馒头、国共合作饭（大米和小米一起做的二米饭）、牛羊猪肉，每桌还有一盘又香又脆的列宁饼干。饭后在山脚下的土台上，举行了歌舞晚会，同学们表演了准备已久的生产舞、海军舞、瑶族舞、南洋土歌舞，还有独唱、口技、秦腔、京戏、广东戏、安徽戏等等。
　　1940年仲夏，全校举行了庆祝校庆一周年和欢送第一届同学毕业大会。为了庆祝这个节日，组织了大合唱，举行了蓝、排球赛，有文艺特长的同学表演了文艺节目：蒙古之夜(舞蹈)、四郎探母(京戏)等。大会是在我们新盖起的礼堂举行的，晚会是在山脚下露天的土台上演出的。
　　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委托朱老总、吴老(吴玉章)、董老(董必武)、徐老(徐特立)出席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边区党、政领导和各兄弟院校的负责同志。会场布置得很庄严。朱德同志在会上做了指示。他欢迎毕业的同学，到八路军所在的华北去工作，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参加抗日前线和后勤工作，争取抗日战争早日胜利。在校同学代表康明，毕业同学代表陈波相继致欢送词和答谢词，毕业同学向母校献旗。最后，由三位年高德重的老领导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为我们颁发了各项比赛优胜奖旗。
　　会后，我们回味着一年来的进步，满怀信心的又投入新的战斗。
　　1941年初冬，选举工作结束后，我们从绥德回到延安，正当我们参加边区参议会的时候，接到通知和纪潜同学到中央妇委，有领导找我们谈话。
　　我们来到了会客室，见到蔡畅大姐和罗琼同志，她们用热情而慈祥的目光看着我和纪潜，说要调我俩去中央妇委，协助罗琼同志编辑《中国妇女》副刊《解放日报》，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俩愉快的表示服从分配，觉得能够去杨家岭，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感到非常光荣，非常幸福。
　　同时，我们也听说副队长丁雪松调到边区政府做李鼎铭的秘书，选举工作队的部分同学留在边区政府秘书处巡视团工作，队长庞文华留绥德专署任民政科副科长，其他同学多分配在绥德专区机关或到县区工作，挑起了基层党政工作的重担。延安女大用两年多时间，为我党培养了近千名妇女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