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屋子像老电视——只剩黑白灰。
墙一直是白色的。 有太多风干了的宣纸，还有角落里褪色的纽扣盒、掉了灯罩的台灯，光一晃就发灰，像被墨水浸透的老胶片，每一帧都洇着黑灰色。
父亲视网膜色素变性确诊那天， 公交站台的雨丝在父亲瞳孔里晕成散锋。 “不是病。 ”那天在公交站台，父亲望着车流说，“是画画太多了，墨不小心进了眼球。 ”语气平淡如陈述族谱里的遗传病。 我没接话。 我知道父亲年轻时画水墨，尤其偏爱宋画，讲起“墨分五色”来滔滔不绝，能从午后讲到天黑。 “焦墨是山的筋骨，淡墨是云的呼吸”——我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句子里长大的。 可母亲不是墨水里的人。 她年轻时学的是服装设计，爱穿亮色裙子。 我数着公交车的锈斑，想起母亲嫁妆里的印花向日葵， 它曾在客厅短暂绽放，几个月后被父亲的卷轴山水替换下来，只留下锯齿状的残胶，如同被蝉啃噬的夏天。 母亲走的那年秋天，地上满是黄叶红叶。 她的绛伞倒伏在玄关， 秋风正将红叶碾成齑粉。 父亲扣动黄铜门锁，发出咔嗒声，他那天穿了一件发旧的墨色中山装，锁门时沉闷地来了一句： “亮色招虫子。 ”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对着我说的。 “粉太脆。 ”父亲看着那支蜡笔，指腹上粘着点粉末，在宣纸上蹭了一下，“压一压就碎，擦几下就没了。 ” 我那天站在旁边， 看着父亲指尖蹭出来的一道浅红痕，像开败的花。 自此我的蜡笔画都长成书页间的标本。 晚饭做的是红萝卜。 萝卜在锅里煮得发白，边缘浸着一圈水渍。 父亲咬了一口，说：“有些颜色，见热就逃，比如红色，是最先背叛纸的。 ” 我没回嘴。 高考志愿表填下服装设计时，父亲没有阻拦，我在桌前坐着，父亲把台灯往我那头推了推。 光影交错，父亲才发现原来的暖黄灯泡不知何时被换了， 他也才发现台灯的冷光将父亲的鬓角漂成霜色。 那些在数位板前熬过的深夜，油烟气裹着酒意攀上窗棂，茶杯在蓝光里凝成铅块。 我把自己折叠进未敷彩的线稿， 而父亲开始在白墙上临摹不存在的桃树。 墙皮剥落处，他看见虫蛀的花瓣在暮色中溃散。 那盏灯陪我熬完了整个高三的夜。 每个两三点的深夜，窗外有人吆喝夜宵，油烟混着远处的酒气飘上来，一层层像雾。 我却觉得自己活在一张还没上色的线稿里。 我去外地读大学那年，父亲开始画桃树。 准确地说，是在素描本上涂了又擦。 有次我周末回家，看见父亲对着白墙发呆，墙皮翘起几处，像被虫蛀了的花瓣。 “这墙该刷了。 ”我说。 父亲没回头：“桃树长虫了。 ” 起初我以为那不过是父亲眼病带来的幻觉。直到有天深夜，我起夜喝水，经过父亲房门，看见那灯光下父亲背对着他，低头一笔一笔擦画纸。 动作极轻，仿佛怕惊动了什么——或者说，是在悼念什么。 父亲在四月住进了医院。 术后，我在病床边坐了一夜，第一次翻看父亲的素描本。 病床边的素描本里，桃花正经历一场缓慢的风化。 前页的胭脂色尚在呼吸，中段的红晕已沉入纸脉，末页只余蜡笔碎屑如风干的血痂。 当装裱师揭开夹层，旧时光裹着蜡味涌出，纸缘那抹未褪的茜红，恰与母亲钮扣盒底的秘密共振。 最末页却是空的，只有一行歪斜的字：“留白，是最好的颜料。 ” 我看见纸角露出一点红，和母亲钮扣盒封底的那抹颜色一模一样。 “这画名叫什么？ ”师傅问。 我指着画纸边缘那一圈没擦净的红影， 轻声说：“桃未红。 ” 后来我很久没再动笔。 直到有一天，我在画室里无意识地画了一棵树。 底色是层层叠叠的墨，浓的淡的，像父亲当年调的颜料。 画到最后，我用刀片轻轻刮开几处，底下露出极淡的粉，像是从墨里长出来的，又像是被墨裹住的一点心跳。 画展那天，我的刻刀剖开经年积墨。 藏青与黛色深处，沉睡的妃色顺着刀痕苏醒，如同被封印的心跳。 当观众问及潜藏的色彩，我沉默了片刻。 我看着灯光在画布上流动，想起父亲说过墨分五色，却没说过墨里能藏住颜色。 就像母亲的绛伞，父亲的素描本， 还有那行歪斜的字， 藏在时光的褶皱里，等着被谁轻轻刮开。 “颜色不是被藏起来的，”我说，“它一直在，只是我们不敢看。 ”我看见手术灯下父亲擦拭空白画纸的剪影，那些被墨色吞咽的桃红，正在时光褶皱里渗出朱砂。 袖口的蜡粉在射灯下泛起微光， 这抹游走的红，是画里没干透的梦，是母亲遗落的纽扣，是藏进纸里的名字，是所有未及说出口的、被墨色驯养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