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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孙老师的因缘

孙景尧教授1999年从苏州大学调入上海师范大学。2000年，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下，在孙老师和其他老师的共同努力下，中文系获批成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2001年开始第一届招生。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是上海高校这门学科的第一个博士点。我本人1999年在国外作访问学者，回国以后知道孙老师来我校任教，十分高兴。在这之前我与孙老师并无交往，向他表达了考博的愿望时，他很欢迎，没有任何门户之见。我报考了“比较文学与文论”方向。专业考试虽然只有两道题，然而整整三个小时的考试，我一刻也没有停笔。

博士点导师组的构成

博士点建立初期，社会上和学界内部，还有不少人对这个学科的设立及定位不太理解，争论也很多。不过，新建立的博士点没有花费太多精力去讨论这些问题。面对创建之初的诸多困难，以孙老师为“班长”的一批教师迎难而上，快速组成了博士点的“导师组”，并着力开始工作。

最早的导师组成员各有所长，他们是：孙景尧（专长为比较文学理论和宗教文化）、郑克鲁（专长为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朱宪生（专长为俄国文学研究和屠格涅夫作品翻译）、叶华年（专长为西方当代小说理论和美国文学翻译）。可以说，这个导师组是学校当时相关学科最佳学术力量的优化组合。各位老师的互补性通力合作，对博士点的早期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博士生的教学方式

当时，每位老师都会给博士生上课。讲课是亲切的、漫谈式的、沉浸式的、讲座式的。老师们会在课上传达学科领域最新的信息和自己的创见，并与学生交流。他们的课总是给学生以启发和感染，催生人的研究热情。每次课前，我们都很期待；每次课后，我们都很激动。叶老师当时就已经给我们上全英语课，并将美国的原版教材发给我们讨论。各位老师都是信心满怀、活力四射，博士点充满了要大干一番事业的氛围。今天回忆起来，一切都历历在目。

孙老师经常讲自己在美国做访问教授时，美国著名比较文学专家威斯坦因教授将自己办公室钥匙交给他，并说自己所有的资料均可自由使用的往事。孙老师还经常提到前辈比较文学学者杨周翰、贾植芳等人对他的帮助和教诲。孙老师念念不忘在博士生中间传导一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宽广理念。

除了导师组，孙老师还积极邀请上海其他高校的比较文学学者加盟博士点的学术和教学活动，为博士生开讲座、指导论文，担任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等。孙老师还邀请法国汉学家卢逸凡，美国学者简小兵、马克·本德等，以及后来更多的国际知名学者来博士点工作，以提高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的学术水平，拓宽国际视野。

孙老师要求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必修第二外语，当时主要是法语。我校外语学院黄慧珍教授是法国比较文学博士，已经退休。在孙老师的安排下，我们每周去黄教授家中上课。我们法语基础差，她出于对学科的支持，总是诲人不倦、不厌其烦。

孙老师指导博士生，首先是严格要求，他从不当面表扬学生。他对应届生提出要求时会说：“李平，你也一样。”第二是注重合适场合的提点与鼓励。2001年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到上海与王元化举行对谈，孙老师也参加了活动。其间王元化先生知道孙老师在指导博士生对一个个问题展开研究时说：“对，就应该这样一项项具体研究。”孙老师及时告诉了我王元化先生的话，意在鼓励我好好撰写博士论文。还有就是对学生的热情关怀。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孙老师，他正坐在一张被电热毛毯覆盖的小桌前，便对我说：“你也把腿伸进来吧，这样暖和一些。”我们就这样亲切地促膝谈心。宽严相济，是孙老师的待生特色。

学科建设的创新点

在博士点早期的学科建设上，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亮色。

设立“秘书”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是一个高度学术性、开放性的研究中心，特别是获批国家重点学科之后，这种性质更加鲜明。孙老师一开始就提出设立学科点“秘书”制度，聘请擅长外语的比较文学博士担任，以便高效、有序地处理学科点的各种相关事务。事实证明这项措施是科学的。

设立专门的办公空间与“国际视听室”。博士点及后来的重点学科团队有幸移到文苑楼14层集中办公（孙老师为了工作方便，仍然与我及秘书同处一室办公）。孙老师力主建立的“国际视听室”，设有当时较为先进的互联网视听设备，为举办各种同步在线的国际学术会议提供了条件。这项举措在当时是比较超前的，但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的学科来说又是必要的。

形成“Coffee（tea）break”制，也许博士点并未专门设有这样的制度，但事实上就是这么做的。早先所有老师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博士生推门进去，往往见到老师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手握一杯咖啡或茶，站着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大多是有趣的学术问题。学生可以旁听，也可以参与一起讨论。到文苑楼14层以后，办公室的大门也永远是敞开的。这个做法与众不同，但很温馨、很有意义。

注重体例新颖的教材编写和课程建设。孙老师不仅带领学生一起翻译有关学术著作，还率领学科点师生从比较文学的特定要求出发，编撰了数套教材，比如强调学术性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具有体例独创性的“大学文科英汉双语教材系列”（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等。后者运用英语原文经典著作（比较文学、西方古典文论、西方当代文论、西方诗歌、小说等）加汉语旁批与阐释的著述形式，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这套创新型双语教材获得了上海市优秀教材奖，教材编写加教学实践的成果，获得了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具有人文情怀和世界眼光的学者

我觉得，孙老师身上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点，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一是对学术的充沛热情。孙老师视学术研究为毕生的事业，并且始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一些对学科发展有益的事情。

二是让人感到温暖的君子之风、师者风范。孙老师总是敢于创新、率先垂范，但是谦虚待人，从不居功自傲。对于学生，他严格要求、细心关怀和热情帮助，是我们每一位教师学习的榜样。

三是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超前的世界眼光。孙老师的《比较文学导论》《沟通》和《沟通之道》等一系列著述均体现了这一点。贾植芳先生1990年在《沟通》的“序”中，就是这样评价孙景尧先生的：以上种种“都反映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跨越中外文化、文学的真实的知识素养。因此每篇都有开拓、有新意、有创见，每篇都能瞄准国际学术所达到的最新水平的高度进行思考和论证”。

孙老师不仅对比较文学、文学史、文学理论有精深的研究，对中外宗教、苏州评弹等，也都有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研究。大家可能不知道他对音乐的喜爱。有一次他告诉我，亲家从国外给他带来几张CD音乐唱片，他很喜欢，并问我：“知道为什么吗？”我看了唱片后说：“这是巴赫的音乐，与您的研究兴趣有关吧？”孙老师笑着说：“对的，我经常聆听巴赫的音乐。”

这就是真实的孙景尧老师！我能够回忆起来的孙老师和我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早期建设时期的这些往事，绘就了一幅立体的图景，展现了一个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一个智者的崇高形象。对此，我们惟有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