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2003年11月22日摄于川外博文楼（原图书馆）前。前排中间的长者为吕俊教授，后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迎来了四川外国语大学建校75周年。75年来，无数中外学者飞临巴渝，来到嘉陵江畔、歌乐山麓这片美丽的校园开坛讲学，为川外的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就有南京师范大学的著名翻译学者吕俊教授。

2003年金秋，对于当时在川外攻读翻译方向学位的研究生来说，是一段终身难忘的岁月。是年秋季，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的吕俊教授先后来到川外，为我校研究生部翻译、比较文学等方向的研究生“烹制”了两场学术盛宴。

当时，吕老师正值盛年，满头黑发，声音洪厚，上身着灰色西服，但并不打领带，庄重中透着几分随意。他说起话来不慌不忙，笑起来颇有点儿弥勒佛的样子。

吕老师甫一到川外，翻译协会的同学就到他下榻的宾馆，邀请他晚上给协会的全体同学作翻译讲座，吕老师欣然答应了。当晚的讲座安排在一间很大的教室里。除了翻译方向的全体同学，其他专业方向的同学也来了不少，廖七一教授和其他几位从事翻译研究的老师也都慕名来聆听。吕老师演讲的主题是“翻译研究范式的演变与反思”。他以宏阔的视野、简练的语言，将当时的翻译研究范式概括为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和解构主义范式三大范式，并重点分析了这三种研究范式各自的贡献与局限。他尤其从哲学高度分析了当时正在国内大行其道的解构主义范式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可能给翻译研究带来的风险。彼时，我们许多同学刚刚接触解构主义思想，大家正被其挑战权威、倡导思想解放的精神特质所吸引，认为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其他各种思想代表了翻译研究的前沿和未来。吕老师的演讲不啻给了我们当头一棒，使我们第一次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解构主义思想、后现代主义思想可能存在的问题。他从哲学思想发展的高度剖析了翻译研究范式转变背后的深层原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回头来看，吕老师可能是当时国内最早几位跳出解构主义研究范式并对其进行系统批评的翻译学者之一。吕老师并没有止步于批评，而是提出了一个超越现有范式的新范式，他称之为“建构主义翻译学”。

翌日，吕老师便开始为我们翻译方向的同学授课，主题正是他前一晚提及的建构主义翻译学。他课前已为我们精心复印好了有关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系列论文和有关哈贝马斯哲学思想的学术资料。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从建构主义翻译学的哲学基础、认识论基础、理性基础、语言学基础一直谈到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真理观、理解观、翻译观等，极为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建构主义翻译学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后来经过进一步完善、发展，在2006年以学术专著（即《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的形式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记忆中吕老师授课颇有点儿高僧弘法的意味，不惊不诧，娓娓道来。当他发觉我们脸上现出不解的神情时，便停下来弄清我们的疑惑并耐心解释，然后又接续前言，往前论说。应该承认，吕老师的课听起来并不轻松，要完全领会他的思想更非易事，因为他的课高度抽象、思辨性极强，授课内容涉及大量的西方哲学思想和术语，对于我们这些对西方哲学了解不多的学生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记得在他给我们授课的那段时间里，一上完他的课，我就立马跑到图书馆去恶补相关的哲学知识。我们颇惊讶于吕老师对西方哲学思想的熟稔，也很佩服他眼光的犀利和论述的深刻。他尤其熟悉哈贝马斯的思想，他的建构主义翻译学主要是借用哈贝马斯的相关思想来研究翻译，这在当时的翻译界似乎是独树一帜的。正是从他的系列授课中，我第一次听说了“哈贝马斯”这个名字，第一次了解三个世界理论、共识性真理观、普通语用学等思想。吕老师在授课时，特别重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共识性真理观对翻译研究的启示，现在看来他那时已经触及到了翻译的社会性维度。多年后回头看，我们发现吕老师当时提出的建构主义翻译学，是继谢老师提出译介学之后中国学者提出的又一个创新性的翻译理论体系。他提出的建构主义翻译学，在理论建构的问题意识、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层次性、融贯性等方面都达到相当的高度。今天，我们在讨论中国翻译理论的自主创新时，似乎不应忘了这位理论创新的先行者。

乐时易逝，愉刻如梭。转眼就到了吕老师离开川外的日子。我们依依不舍地送别了先生，也为自己能有这么长的时间亲炙先生的教诲而感到无比幸运。先生回宁不久收到我们的课程论文，他在批复我们的作业时，不吝赞词，大加鼓励，使我们继续学习翻译理论的信心大增。我呢，后来曾冒昧给先生写过一封信，向他请教一些问题，由此得以与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交往。因先生当时不用邮箱，仍然坚持使用传统的书信交往方式，这使我非常幸运地得到先生的赐书一封。这也是我迄今为止收到的唯一一封来自译界前辈的信函。在今天这个电邮、微信主宰交流的时代，这封手书信函显得弥足珍贵。多年来，我一直视若珍宝，珍藏至今。此信先生恐已早忘，我也从未示人。现抄录如下，以睹先生诲人之热心与耐心：

王祖华同学：

你好，来信收到。因最近去河南讲学，回来后才见信，迟复为歉。

你的想法很好，但不宜自己提出“××现象学”的名称，因为你对胡塞尔的理论没有接触过，也不知现象学之精髓。但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

先说我的几篇著作一、“建构翻译学之构想”一文是“中国外语”创刊时的约稿，今年该刊才得刊号，可正式出版发行，故现在尚未面世。二、“本体回归”一文将于今年“外国语”第四期上刊出。“认识论基础”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外国语言文学国际交流专辑”上刊出。

再说一下为什么会有你说的种种现象。

1.“中国翻译”一刊分期讨论了“主体”“意识形态”等问题。因为这是多元性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样一元一元地讨论就可以了。实际上是不行的。

2.为什么会发生一系列译学的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是与人们认识事物水平发展相关。如开始人们认识事物是从主观维度出发（如语文学式），后在笛卡尔之后又有主—客维度（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后又有主（单数）—主（单数）维度（如解构主义），现在才出现主（复数主体）—客—主（复数主体）的广义认识论。人们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另外也有的是时代的影响，如殖民时期强调文化的普适模式。以西方帝国的模式统一非西方，但在后殖民时期，多样性、差异性就更为重要了。一个大范式不可能统一其他文化，于是才出现了西方人类文化学的传统研究方式到解释学人类学范式的转变。这又促使人们关注翻译问题，因为人类学者要了解非西方文化，先得过语言关。这样翻译转向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内发生。这又使翻译学者找到了与文化的接口，又发生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这在50年代前（殖民时期）是不可能有的。这只能在60—70年代才发生，而在翻译学就是8—90年代的事了。

其他的学科发展会促进译学，如语言学、文艺学等，互相关联，不可不看到其间联系。

你的认真很好，但要多读书，细思考，不要先提出一些大术语大名称，这是万万不可的。除非你对这一学科已有贯通性的认识和深厚的学养，否则真的是“不着边际”了。

好了，时间关系，就谈到这儿。

04. 6. 21

吕俊于宁

谨以此文献给学校建校75周年，致敬吕俊先生及所有给川外带来学术新风气的先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