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二十余年,在这片沃土之上,我留下了一些印记,也高歌过一些曲调、演绎过一些故事。细数起来,不禁让人感慨岁月如梭,二十余年,不过弹指一挥间。许多人许多事许多歌许多瞬间,都像一帧帧相片被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回看相片,我有点恍惚,站在台上的我昂着头,整个人像是一簇蓬勃的火焰。但我知道,支撑挺立脊梁的,是胸膛之下那颗火热的、不服输的、抱着必胜信念的心。
2019年初秋,校内筹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型红色爱国教育主题活动,任务下发到学院,我看着文件陷入了沉思。一刹那间,我眼前浮现出了一个身穿蓝布旗袍的身影。想到这次活动的主题,我眼前一亮,站起来就说: “我要排 《江姐》!”是的,是排,不是唱。唱容易,歌剧 《江姐》里的曲调朗朗上口,只需要穿一身同款旗袍,买一条红色围巾,再将头发梳成蓬松短发,站在台上抬起手臂开口就可以唱,不需太多繁杂,我就是观众心中的 “江姐”。但不知为何,我来了犟劲,要复刻歌剧 《江姐》,一个场景都不能少,一段唱词都不能少!
演员没有,那就找。我召集学生,对他们恳切地说了这件事的难度。令我意外的是,学生们都非常积极,甚至一致认为,这是音乐专业学生难得的一次实践;服装道具没有,那就买。从红围巾,到汉奸手里的歪把子手枪、狱卒提着的大木桶,每一件道具,都尽力去贴近原歌剧里的状态;学生们不会演,那就教。站位一个个固定、走位一遍遍排练、台词一句句打磨,我力求做到最好。
最经典的那一幕 “绣红旗”,需要 “我”———江姐,站在高处将红旗抛出去。这让我犯了难。因为既要抛得好看,又要让学生演员能迅速接住红旗,如果不小心,画面就会显得很乱,就展现不出我想要的那种悲壮又高洁的革命精神。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将各种材质用各种方式试过后,排练厅多出来好几面红旗,我也终于在一次次抛旗中找到了最理想的那面红旗,排练出了看起来最震撼的抛旗手法。
某一日排练结束,当我换上自己的衣服揉着已经僵麻的肩膀时,听见旁边的学生很小声地问: “老师,您为什么这么拼命?”我先是愣了愣,随后释然一笑,回头对学生说: “我们演的可是 《江姐》呀,我们是坚韧不拔的革命战士!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出戏演得出彩!”历经无数次重复台词、无数次按点走位,我就连晚上惊醒脱口而出的都是 “我觉得绸面的旗子更好”这样付出值得吗?其实,这个问题在排练期间从未出现在我心里,因为我知道,舞台不会骗人,它会放大一切失误,也会放大那些我们倾注无数心血推敲演练出来的生动细节。每一次困难挡在前面,我都在心底斩钉截铁地对自己说: “观众会用掌声与泪水回报我们的。”
演出前夜,我最后一次检查道具箱里的红旗。绸面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像一汪流动的赤色泉水。指尖拂过旗面时,我忽然想起江姐在狱中绣红旗时唱的那句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此刻的绸旗虽不是针线缝制,却同样浸透了我们的心血。
大幕拉开时,我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声与背景音乐融为一体。当聚光灯打在身上,那件蓝布旗袍像突然有了生命似的,它不再是戏服,而是从历史深处飘来的 “战衣”。学生演员也褪去了往日的青涩,在牢房铁链的哗啦声和特务头子的狞笑声里,每个人都成了真正的革命者。我望着台下密密麻麻的观众,忽然明白信念是有重量的———它沉在狱卒提着的木桶里,烫在革命者戴着的镣铐上,更飘在那面即将展开的红旗中。
“绣红旗”的音乐响起时,整个剧场安静到能听见布料摩擦的窸窣声。我站在高处,绸旗在掌心蜷成火红的茧。抛旗的瞬间,时间忽然变得浓稠,我看见学生演员同时展开双臂,红色波浪在她们手中次第奔涌,像黎明前冲破黑暗的曙光。台下传来压抑的抽泣声,前排老教授已经泪流满面,他目光如炬,眼睛直盯着那面鲜艳的红旗。
当最后的枪声响起,江姐迎着朝阳走向刑场时,尽管这些天我们已经将剧情排练得烂熟于心,学生们甚至知道我会在何时定住身体来个回头,可我依然看见学生们眼中有火焰在燃烧,一句句 “江姐”喊得撕心裂肺,一滴滴泪水从他们稚嫩的脸庞滑落。最后一首 《红梅赞》唱完,掌声像春雷一般响彻剧场,我仰着头做最后的定格,又弯下腰鞠躬谢幕,丝毫不知,自己眼中已满是泪水。
戏演完了,合影留念结束了,我走到后台整理那些道具,做最后的收尾工作。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把道具箱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抚摸着那面见证过自己辛苦付出的红旗,突然想起二十年前初登讲台时写在教案扉页的话: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那一夜,我在年轻的眼睛里看到了永不熄灭的火种,他们的眼眸中,续写着永不落幕的光明。
2023年, 《江姐》重启,我拿出那面意义非凡的红旗,故作高深地对新一批小演员讲: “这面旗子的故事可多着呢……”理想信念从不是单程的奔赴,而是代代相传的接续———就像我们抛出去的红旗,总会有年轻的手在历史的风浪中将其稳稳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