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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德州师专78级中文系的学生，80年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先是在政治系教授现代汉语和写作课，后又因教学需要到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课，2000年学校升格为德州学院后，又为全校学生开设了影视艺术鉴赏选修课。在担任学校成人教育处处长和科研处处长等职务的同时，一直在给学生上课。直到2024年，还给学生开了二次讲座。作为学校的教学督导，也一直深入教学一线听课督导，督导工作量达到2278课时。因此，可以说从80年到现在，我前后从教45年，始终没有离开教师这个岗位。

当大学教师，干舞文弄墨这一行，有自己本身经历的独特性，更有被社会发展形势雕塑而成的必然性。这得从我们那一代人的经历简单谈起。我1966年高中毕业，当时报考的第一志愿是理工类的北京钢铁学院。自己究竟是被那仰慕已久的神圣首都吸引，还是艳羡钢铁工人那威武英姿，年代久远，其中的原因也实在说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对我确立学习目的与人生追求影响最深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六十年代初的时代环境，二是任课老师的苦心教诲。当时班主任要求我们要勤奋刻苦地学习，还说没有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是不会出人头地的。他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完全靠自己的苦学苦读考上的北师大。他鼓励我们学理科，认为理科对社会贡献大，人才适用面广，正所谓 “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但上世纪70年代那场运动把一切常规打破，我走进工厂，干起了包装工、操作工。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从编写车间黑板报开始，到参加文艺宣传队，一步步走进了 “文科”园地。在1978年高考时，我只好放弃了久已疏远的数理化，选择了中文专业。可当我走进中文专业的大门时才知道，要作为一门学问来掌握，自己原有的那点底子是那样地浅陋菲薄，确实需要加倍地学习。后来，我站在大学讲台上向别人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充实着自己：南下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助教进修班）、北上首都 （北京师范大学国内访问学者），不停地进修提高。我从写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影评文章等开始，一步步走上专业专题研究之路。

我曾经对学生说过：你不一定能登上高山，但必须仰望高山。其实，这也是我从教历程中的座右铭。正是在课程教授的过程中，一方面沉下心来，遵循高等教育规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立德树人，认真教好每一门课。学生也真诚地回馈我： “诚挚感谢您的影视鉴赏课，照亮我们的人生。”另一方面又努力紧跟学术前沿，及时联系学科发展的新思想、新概念、新成果，辛勤耕耘。共发表文学评论专著、论文、散文通讯等465件 （本、篇），先后获校、市、厅乃至全国性各类奖励66项，如 《散文文体：理论与实践》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奖、德州师专95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德州地区社科联第九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体验批评———新时期文学与影视评论》获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社科成果奖；主编的 《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学名著提要》获德州学院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三等奖； 《打造精品———中国民族影视的生存策略》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等等。

不可否认，在长途跋涉过程中，失意、彷徨、焦虑、无奈、心灰意冷，甚至自暴自弃，种种心境都出现过，但我牢记着这样的格言：生命之火不熄，理想之光就应不灭，就应时常闪烁。人对要走的路的向往与认识，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理想的折射，是人对社会、对人生认识的一种哲思、一种理念、一种感悟。鲁迅曾感叹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走 ‘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其二便是 ‘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这就是鲁迅。难怪郭沫若将 “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称为现代文坛三绝。当年郁达夫以赤诚的灵魂、坦率地自我暴露，表达了当时社会的不幸者对旧社会强烈的愤懑和反抗；闻一多以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激昂的爱国热情表现出铮铮铁骨，横眉冷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而鲁迅则看到旧思想的冥顽和旧势力的强大，特别提倡韧性的战斗，他们理应被奉为楷模，值得我们学习。也只有这样，才会努力成为 “中国的脊梁”，才会 “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对于目前教育强国的建设，教育家精神的弘扬和践行，我们更应充满这样的信心。教育强国成于实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面构建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正是当前所必需。这既是我的躬耕态度，也是我要继续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