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对称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是中国人追求“中”“和”美学的具体表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北京中轴线，就是对称之美的典范，将对和谐平衡的追求推向极致。对称美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诗歌中，通过结构对称、内容对比、语言对仗等手法，增强作品的音韵美和节奏感，同时表达深刻的情感。

《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的言行片段》是臧克家为恩师所作的精神肖像，作者以诗人独有的美学思维，在文本中构建起多重对称关系，将闻一多学者与革命家的两种身份、诗性与血性的两种品质、古典与现代的两种韵味，转化为具有建筑美感的文字空间。这种对称不仅是形式上的精心设计，更是对闻一多精神世界的立体呈现。

两个时空的两种身份。文章以1944年为中轴线，将闻一多的人生轨迹划分为两个阶段，并以此定义了闻一多的两种身份。前十四年学者时期的“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与后两年革命家时期的“昂首挺胸，长须飘飘”，形成了两个时空中两种身份的对位。

三本书与三件事。书斋岁月里，作者选取闻一多写作《唐诗杂论》《楚辞校补》《古典新义》三本书的情形；走出书斋后，选取闻一多起稿政治传单、最后一次演讲、参加游行示威这三件事作为例证。三本书与三件事相得益彰，勾勒出闻一多在学者时期“做了再说，做了不说”的静默耕耘，和革命家时期“说了就做”的慷慨力行。

前详后略的裁剪。学者时期：研究唐诗撰写《唐诗杂论》，写得详细，而写作《楚辞校补》和《古典新义》两事，只用了一小段，主要为了突出闻一多“望闻问切”的“望”的初级阶段的刻苦与艰苦。革命家时期：由“做”到“说”的过程，写得详细；而起稿政治传单、最后一次演讲、参加游行示威三件具体的事反而写得较略，主要为了突出闻一多巨大转变之可贵，由此，公开演讲“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和游行示威“昂首挺胸，长须飘飘”才更具有真实感人的力量。

矛盾统一的两种品质

闻一多与臧克家自1930年相识，到1946年闻一多不幸逝世，二人亦师亦友，感情笃厚。因而，臧克家可以敏锐地捕捉到闻一多身上“诗性”与“血性”这对看似矛盾对立、实则内在统一的品质，使人物形象更具人格张力。

学者的“诗性”。描写闻一多研究古籍时，“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对古籍钻研的执着暗含着诗人的浪漫气质，使刻苦艰深的学术研究工作充满“诗情”；“目不窥园”的书斋生活，被喻为“向古代典籍钻探”的矿工形象，书桌“零乱不堪，众物腾怨”的拟人化描写，“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的形象喻指，使枯燥的学术生活充满“诗趣”；将考据工作升华为“给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则直接赋予了闻一多学术救国的“诗意”追求。

革命家的“血性”。正如前文所述，作者刻意强化了闻一多从“做”到“说”的转变过程：“小声说”到“向全国人民呼喊”，是他由静默到呐喊的身份蜕变，“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是他走出书斋的“决心”；从发出号召到“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起稿政治传单，突出他“说了就做”言行合一的“决绝”；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的危境中他挺身而出大骂特务，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凸显了他以生命实证言行的“抉择”。

“诗性”与“血性”并非完全割裂，而是彼此交织的。学术研究时，为民族开药方的愿景和刻苦钻研的坚毅，何尝不是“血性”的体现？民主斗争时，酣畅淋漓的痛斥与向死而生的姿态，又何尝不是“诗性”的写照？两种品质在“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的诗意概括中实现了最终统一。

和谐平衡的两种韵味

闻一多提出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新格律诗理论，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奠基石。作为其学生，臧克家深受“三美”理论影响，本文在古典与现代两种韵味间取得和谐平衡。

其一，多用对仗。从标题“说和做”到结语“口的巨人，行的高标”的高度概括，从“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到“气冲斗牛，声震天地”的细节描绘，从“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到“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的过程描述，此类对仗对照，文中比比皆是，不仅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形式美感，更彰显了闻一多“言行一致”“行胜于言”的人格力量。

其二，活用文言。“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取自《后汉书·董仲舒传》，凸显其治学之专注；“兀兀穷年，沥尽心血”，取自韩愈《进学解》，强调其治学之艰辛；此外，作者在文中创造了诸多四字词，如“众物腾怨”“群蚁排衙”“潜心贯注”“心会神凝”等，不仅典雅凝练，而且形象贴切。

其三，并用文白。“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长短平仄搭配，文言白话交错，使语言充满节奏感和形式美，既不失古典文学的雅致，又兼具现代白话的平实。

总而言之，臧克家以上述多重对称，将闻一多“学者”与“革命家”的双重人格统一于“说”与“做”的辩证框架中，既塑造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性，又赋予文章以诗歌的节奏与哲理的深度。在这幅用对称美学绘就的精神肖像中，臧克家不仅完成了对恩师的深情追忆，而且建立了传记书写的新范式，即书写形式与精神内核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