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注意到，苍凉、凄泣基调的音乐有在民间广泛传播的趋势，这些歌曲反映了个体的失落与虚无，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深层焦虑，引发集体情绪的共鸣。
这种现象背后有三重隐忧：一是加剧精神内耗，过度沉溺悲情叙事会消解进取意志，让人失去直面困境的勇气；二是消弭集体意识，音乐只聚焦个体悲欢，民族命运、家国情怀等宏大叙事被解构；三是导致文化引导失效，音乐引导功能弱化，沦为纯粹情绪消费品。
音乐的社会功能是主动塑造精神，而非被动反映现实。当悲怆之音被过度追捧时，要警惕其对社会心态的潜在侵蚀。这不是否定音乐情感表达，而是强调健康文化生态需要多元声音平衡。
贝多芬说，“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他的《命运》展现了“绝不向命运屈服”的坚韧；《国际歌》贯穿着“英特那雄纳尔”的理想；《马赛曲》激荡着“自由、战斗”的呐喊；《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唤醒了民族的斗志......这些作品流传千古，在于艺术高度，更在于其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力量！
《礼记·乐书》曰：“乐与政通”“唯乐不可为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像《黄河大合唱》那样能迸发力量的音乐。但“过柔糜，过刚直”，振奋之音不是简单旋律激昂，而是内容深刻呼应时代主题，姿态昂扬凝聚民族共识。它可以如《马赛曲》“旗开得胜”的壮烈宣言，也能似《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的理想召唤，直面苦难，又以超越苦难的信念重塑人心。
真正的振奋之音具备三重特质：时代性，紧扣民族命运、回应社会关切，成为时代的号角；集体性，超越个体悲欢，凝聚群体意志，像“保卫黄河”“起来”的呐喊，是民族共体的精神图腾；超越性，在苦难中提炼希望，在困境中昭示未来，如贝多芬失聪后谱写的《欢乐颂》，将绝望升华为对人类大同的礼赞。只有这样，音乐才能成为民族精神的觉醒剂。
历史证明，危难时刻音乐的选择关乎民族的兴衰。《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民族存亡之际，唤醒国人；《黄河大合唱》在抗日烽火中凝聚同胞意志。经典之作，都是将个体苦难升华为集体呐喊，把个人悲怆转化为民族觉醒。只有扎根时代使命，才能有永恒价值。
面对音乐生态的隐忧，我们要让音乐回归本质：不回避现实困境，赋予困境以积极意义；不掩饰个体脆弱，将脆弱升华为集体的坚韧！音乐人创作应有更高更阔的视野，如前述诸大音乐家和柴可夫斯基那般：既是苦难诉说者，也是希望播种者。听众在共鸣时也要保持清醒，让音乐成为向上的助力，而非沉溺的缘由。只有这样，音乐才能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章由川师北京校友会选送，作者系四川师大北京校友会艺术教育分会荣誉会长、一级作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