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 - 《山东大学报》
爷爷的遗产
作者：姚海涛
仿佛一转眼，爷爷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春节回到老家，来到爷爷住过的房间，他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就像从来不曾离去一般。低俯伛偻的腰，黑红色的脸膛，炯炯有神的眼神，白色的山羊胡须，凑成爷爷的形象。乍一看，只是一慈眉善目的普通老头儿。可在乡党心中，他却是一个高大的存在。
爷爷生前过得清贫而简单，所以身后没有房产，也没有存款。在一个静谧的午后，柔和的阳光洒在窗前，也洒在我身上。不知怎的，我开始试着找寻爷爷生前使用的物件。祖传的三间老屋原来在村西面，早已片瓦无存。爷爷穿过的衣物，用过的毛笔，打过的算盘，吸过的烟斗，都早已不知失落于何方，再也寻不见了。
难道爷爷没有留下一丁点儿遗产？记忆可不甘心，它在仔细搜寻每一个角落，不停地追问：爷爷到底给我留下了什么呢？如果说什么都未曾留下，那又如何解释爷爷是如此清晰而深刻地影响着我，甚至在某些重要时刻，还会和我“一起”做出决定呢？
对了，忆起来了，爷爷和我说过的那些话，做过的那些事，依旧鲜活。
“吃亏是福”经常挂在爷爷的嘴边。记得有一次，我家与相邻种地的另一家起了激烈争执。对方很是过分，竟将麦子种到了我家地里，占了一垄多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父亲当时气不过，遂与那家人争辩起来。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占地”风波引发的紧张空气弥漫开来，让人窒息。
当天晚上，吃罢晚饭之后，全家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弯弯的月亮挂在南面的天空，闪烁的群星围坐在月亮四周。父亲、母亲、妹妹和我也围坐在爷爷身边。因为白天的不愉快，一家人没有谈兴。父亲抽着烟，生着闷气。爷爷也抽着烟，并不说话。
忽然，爷爷开口道，吃亏是福。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于是，他给我们讲起了清代康熙年间安徽桐城境内“六尺巷”的故事。“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存，不见当年秦始皇。”爷爷反复念叨着故事中张英的诗。爷爷在谈论着古老的故事，却映照着当下的“占地”风波。父亲说：“爹，我知道怎么做了。”爷爷道：“这就对了。”
第二天，父亲没有再与那家人争吵，而是默默地让给了他们那一垄地。到了麦收时节，那家人可能也觉得理亏，主动与我家修好，将那垄麦子收割后，送到了我家大门外。爷爷收下后，想了半晌，隔天让父亲给那家送去了一些玉米种子。因为麦收之后，接着要种玉米。从此以后，两家关系恢复如初。
爷爷爱读书，时常与我谈论这一话题。他满眼自豪地跟我讲：“孩子，咱家眼下虽是农民之家，但也可说是书香人家。你太爷爷，也就是我的父亲，那可是清代秀才。想当年，他去莱州府，考过多次的举人，可惜始终没有考中，人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可是他爱读书，连古书上的小字都读得很熟，理解得很透。一个人只有读书上进，才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呀。”
爷爷读过多年的私塾，一有时间就给我吟诵《论语》，不厌其烦地给我解释那些经典名句。等我慢慢长大了，有了一些人生阅历之后，我才知道爷爷吟诵的那些话，都是可以让人受益终生的为人、为学、为政的道理。
关于读书，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爷爷给我讲的“赶集丢驴”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一位爷爷和孙子去赶集。在路上，爷爷给孙子布置了一篇文章。到达集市之后，爷爷将驴拴在集市旁边的一棵树上，让孙子守着照看驴子，自己则去买生活用品。结果，孙子思考起那篇文章来，进入了忘我之境，忘记了看驴的重要任务。等爷爷回来后，发现驴早已不知所踪了。孙子自责而愧疚地跟爷爷说：“爷爷，对不起，我只顾着构思您布置的那篇文章，弄丢了咱家的驴。你狠狠地骂我吧，打我也行，这样我心里才会好受些。”谁知那位爷爷却和蔼地对孙子说：“孩子，咱先不谈驴的事。跟我说说你构思的文章吧。”孙子思路清晰地将文章腹稿口述一遍。听罢，爷爷抚摸着孙子的头说道：“你这文章作得好，值咱家那头驴钱了。”
这故事震撼到了儿时的我。要知道，牲口可是农民最重要的家庭财产。我当时问爷爷，“如果我是故事中的那个孩子，您也不会怪我吗？”爷爷说：“如果你能做故事里那个勤学习、爱思考的孩子，我为什么不能做故事中和蔼的爷爷呢？”
这个故事很可能是爷爷杜撰出来的，他是想用这故事让我知道知识无价的道理。爷爷是农民，但他不能忘却耕读文化。耕读，耕读，不能耕而忘读。所以，当社会上有所谓“读书无用论”浅薄之说时，在我家从来不会引起争论，也不屑争论，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答案。所以，我始终没有停止过读书求学的脚步。
想到这，记忆猛地将我拉到一幅熟悉的春联跟前。每逢过年，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要贴春联。我家春联都是爷爷用毛笔写就，他最喜欢写的那副对联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这对联所蕴含着的道理不正是爷爷留给我的最宝贵遗产吗？爷爷留下的并非物质形式的遗产，而是精神形式的遗产。物质经一世而朽，而精神则历万代而长存。即使有家财万贯，也可转瞬即逝，唯有好的家风方能流芳百世，长宜子孙。
（作者系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07届校友，现为青岛城市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