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向一座城叽叽咕咕，况且，是向资阳城叽叽咕咕，我是不是醉了？
我知道，我跟这资阳城，是结下了些恩怨的。而今，向来死不认怂的我，却萌生歉意，尤其是喝了夜酒，坐在高高的东岳山头，醉眼朦胧地看着它趴在沱江边的山窝窝里，妖冶欲滴的样子时。看来我确实醉了，醉入膏肓了。
资阳城，是我们资阳县的县城。我对资阳城心生怨尤，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缘由竟是满城的土鸡。准确点说，是满城待宰的土公鸡。那时，城乡经济出人意料，像脱缰的野马，空前活泛。腰包里有两个钱在跳了的资阳人，首先着手的，就是善待嘴巴。特别是年关将至，家家户户都大手大脚置办年货，于是，无以数计的土鸡，被五花大绑押进资阳城，关入千家万户。由于尚未普及冰箱，那么大规模的鸡，都只能暂养在各家的厨房、厕所、阳台甚至屋顶，慢慢消杀。不想，一场场奇特的鸡鸣大混唱就此拉开：往往还不到时辰，就总有公鸡胡乱打鸣，先是一只打头，继而引发一群、一片，很快，整个资阳城不知来日不多的待宰公鸡，都跟着瞎起哄了。
躺在贫民窟出租房的我，备受煎熬，心下很是窝火。要知道，这种由耳入心的磨人喧嚣，过了大年三十都不会消停，基本要声嘶力竭到过了大年去了。
这些乡巴佬鸡！肯定是突然进城，被彻夜不熄的城市灯火、彻夜不停的城市响动，给整乱了方寸，才这样昏头昏脑，胡乱报时。在并不温暖的被窝里，我有时也这样向满城丢人现眼的土鸡，发泄些恶毒的愤懑。但每每这时，常常使我顾影自怜，甚至黯然神伤：你，不也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乡巴佬，不也是一个并没被这座城市接纳的歇脚客……
那时，我就自比那些鸡了。
那时，我就觉得资阳城不属于我们这些土鸡。
一条沱江河，一个大平坝，一大片毗连的房屋，这是资阳城最先打我的一眼。
小时候，难得一回扯着大人的衣裳角角蹭进城去，满眼都是稀奇。火车站里，老是有大铁家伙咋咋呼呼地跑来跑去，喘得比下力的牛都粗，还叫，叫得比挨刀的猪还凶。和平路又宽又长，显摆着一城的洋盘：电影院老是有放不完的电影，剧场里老是一落黑就锣鼓喧天，百货大楼里的稀罕货色老是看不够，东北水饺店里的香味老是嗅不够，香甜冷浸的冰糕老是啃不够，但是，守小人书摊的太婆，老是防贼一样地盯着我，生怕我这小乡巴佬用一分钱看了两分钱的书……见资阳城这么好耍，我就总想在城里认下一个小耍伴，今后想进城来找他耍就进城来找他耍。可是，难得进一趟城的小乡巴佬，最终还是得灰头土脸地滚回山里去。住进城里去，则更是想都没想过。
但，一大家子还是搭伴老娘进了城。老娘在乡下贵为裁缝，她身材高挑，面容素净，却自恃能干，自命不凡，也很不安生。我们离资阳城有八十华里，绝大多数老乡，一辈子也不可能去过，可她是想去就去。就连上至成都、下至内江，也没少跑，嘴上说是出去见见世面，其实是偷偷摸摸捯腾些票证、手套、鞋袜、针线。她一心想的，就是过上城里人那样体面的生活。她说，走路都要平顺些，衣裳都要干净些。可一阵跳腾下来，终是遗恨连连，被拴在了农村。刚刚改革开放时，社会开始松动，裁缝老娘开始心动。那时我虽才十七、八岁，却已贵为先生，在一所乡区中学讲授英语。她从我身上抓了三十元钱，一趟子跑去了成都荷花池批发市场，投奔她娘家的几个弟兄、侄子。她那几个弟兄、侄子打酒割肉，热情接纳了她。一个瘦猴一样的侄子，指着他摆了一大坝子的竹木货品，说：幺姑，莫怕，在这成都坝子，只要肯动，肯定能刨到钱的。我刚来成都时，身上只有一块五角钱，最先只兊了几个衣架子沿街叫卖，你看，现在还不是发起来了……裁缝幺姑被瘦猴侄子鼓噪得两眼放亮，第二天就把几件兊来的成衣，信心爆棚地搭上了他们的摊位。
没过多久，裁缝老娘出于对布匹的敏感，竟探得了一条进布的密道。那时轻工企业得以发展，生产成本得以下降。老娘发现的那布，厚实，便宜，是乡下人很喜欢的卡其布，只是以前贵，很少人买得起。她一趟子把布搬回资阳，当即在城里租下房子，每天背着布挤客车去赶乡场摆摊设点了。每逢星期六、星期天，我都进城去看她，有时还跟她一起，去挤客车赶乡场，帮她背布，帮她算账、收钱。每天换乘不同线路的客车，去撵不同乡场的逢场天，是十分苦累的。好在有几个相对固定的同道中人，总是不约而同同车去又同车回。那几个商贩，都是在城里租房住的乡下人，一个是下乡专收鸭子的，姓鲁，被唤作“卤鸭子”；一个是专收鹅儿的，姓蒋，被唤作“蒋鹅儿”；一个是专收活鸡的，姓唐，被唤作“糖鸡屎”；我老娘主打价廉物美的卡其布，姓黄，被唤作“黄卡其”，多少还有点洋气；还有一个女的，专收鹅毛，姓孙，人有些稳重，不知为啥没被唤作“孙鹅毛”，却被唤作了“孙婆儿客”，这就多少有点调侃人了。但那“孙婆儿客”十分了得，靠收鹅毛赚取一些本钱后，转行做企业，四两拨千斤，越做越大，在资阳、四川都红了好多年。大伙下车后生意各做各，上车后龙门阵伙着摆，一天的风尘风雨也就随车飘散了。
日出而出资阳城，日落而落资阳城，皆因在资阳城有了一个安身处：家。可我从心底里，并不认可老娘那个“家”。因为乡下人要融入一座城市，几乎是奢望。
老娘租住的房屋，在大东街口，是一幢大房子的偏屋，据说是以前住那大房子的大财主的柴屋。那一溜柴屋，还挤了另外三户人。一户是挑着担担走街串巷卖油炸糕的，一户是杀猪的刀儿匠，还有一户只住了一个姓李的太婆。卖油炸糕的夫妇，养着一个小学快毕业的儿子，拖着一个上幼儿园的外孙女。那读小学的儿子瘦小，聪明，健谈，可不知为啥，老是发誓长大后要把他挑着担担走街串巷卖油炸糕的老汉杀掉。刀儿匠浓眉大眼，圆滚肥实，出气急促，已经金盆洗手，成天坐在屋里，热天打个光胴胴对着电扇，冷天裹得厚厚的直喘粗气。夫妇俩养了一个姑娘，姑娘脸面白皙，但就是眉眼有点凶煞。李婆婆有儿有媳妇有孙子，可他们都住在郊区的菜蔬社，就她独自在这里白天守守门槛，夜晚窸窸窣窣。偶尔，她也跟路过的人搭搭话，却老是嘀嘀咕咕，老是嘀咕同一件事：以前住这大房子的那个大财主，是个大胖子，胖很了，就去割板油，割第三回时，把命都割脱了！
白眼，是这三户城里人，给予我乡下裁缝老娘最多的礼遇。他们相互间都不大搭理，何况是对你一个乡巴佬租房户。我这人很敏感，认为这是资阳城对乡下人的冷漠。这冷漠，是蔑视，是怒怼，是排斥，是居高临下的盛气，是领地遭到入侵时的霸蛮应激。这使我对资阳城又添怨尤。
而更多的白眼，竟然是我不知好歹的乡下裁缝老娘自找的。比如，从人家门前过，有事莫事的，总爱去招呼人家，把人家搞得一愣一愣的。比如，下午，疲惫地背着没卖完的布回来，屋里的蜂窝煤炉子早已熄火，又没备有生火的柴，就老是去人家炉子上引火，你说烦不烦？比如，平时我们分散去看她，她就去砍卤鹅儿、卤猪蹄给你啃，省事又方便，但，当我们父兄姐妹都聚齐时，要弄点东西吃，常常发现她的菜刀老是锈迹斑斑，又没有磨刀石，即使有磨刀石，一时半会也难得磨出一把刀来。借，去借，她总是这样自以为是地去找人家借刀用，你说讨嫌不讨嫌？有一次，当她喜滋滋从刀儿匠家里借出菜刀，刚一转背，我就看见了刀儿匠那姑娘满脸的鄙夷，一对眉毛直直竖起，像极了两把刀，要飞出来了，要扎人了。就连隔壁的李婆婆，也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人嘀咕时添了新的鄙夷：就喜欢去砍卤鹅儿，就喜欢去砍卤猪蹄，油腻腻的，不晓得有啥子啃头！
身子进了城的老娘，脑袋却还挂在乡下，她以为自己还在贵为裁缝。在乡下就是这样，当你把柴草塞进灶孔，却发现洋火（火柴）已经划完，没事，赶快抽出来，挟到隔壁邻居家的灶孔里，引燃就是。当你菜炒熟了，要放盐时，却发现盐罐罐已刮了个精光，没事，赶快跑去隔壁邻居家，借一小勺回来就是。当有亲戚突然来串门，家里鸡蛋、白糖、面条啥都没有，连一碗“开水”（就是糖水蛋或鸡蛋面）都烧不出来，还是没事，赶快出去多跑几家隔壁邻居，总能凑齐，借回来就是。作为乡间的裁缝，老娘能把新衣裳给你做得巴巴适适，你有钱给钱也行，没钱用工分兑换也行。至于缝缝补补，她概不收钱，针头线脑、布头布脑啥的，悉数奉送。所以，她的人缘，比生产队长的都更好，老是有人来给她挑水、煮饭、带小孩，老是有人来给她宰猪草、煮猪潲、喂猪儿。假如她要主动找人帮啥忙，那是一呼百应。
可能裁缝老娘在这一溜儿柴房里，多少还是觉察到了些啥，但她依然不管不顾，我行我素。她早已把自己当作了城里人，早已与人家平起平坐。她说过：连这几户人我都踢打不开，今后在这资阳城，还撑得起腰？乡下送来了葱葱、蒜苗、莴笋，或者嫩苞谷、嫩胡豆、嫩豌豆，甚至红苕，她都给他们匀点，也不管人家喜欢不喜欢。她给我讲，油炸糕家里，就靠那瘦小、干瘪的老汉炸点豌豆糕卖；刀儿匠的单位都要垮了，在岗人员都顾不了，哪还顾得上你退了休的？又砍了卤鹅儿、卤猪蹄时，她就老是给李婆婆匀一小碗送过去，也不管人家受得受不得那油腻。老娘讲，李婆婆那个儿，本来在街道办的马铁件厂做工，可厂子垮了，人下岗了，好在女方家有房子，就上那边种菜去了。那个儿很孝顺，隔十天半月给李婆婆送米、送菜蔬来，也送没完没了的嘘寒问暖来。可那儿子就是难得送得起油荤，只好偶尔送两个肉包子来，让李婆婆解解馋。娘儿俩的对话，听得我老娘自己都鼻子发酸。当然，一有机会，我裁缝老娘老是高声武气地显摆，显摆得最多的，一是自己在乡下干裁缝时，如何如何吃得开：附近几个生产队，每家每户每个人的衣裳，都是她给他们做的；再就是显摆她的大儿子，我，如何如何能干、争气，十四岁就考起了师范，十七岁就出来教书了，还教的是英语，还教的是高中生。还显摆她的小儿子，我的弟弟，也是十七、八岁就买了一辆“东风”大卡车，自己开着满世界跑。加上那油炸糕小儿子很喜欢来找我吹死牛，很喜欢来拨弄我的吉他，简直成了我的跟屁虫。他小学毕业时，我带他到相馆，一起拍了张纪念照，买了个笔记本送他，还题了字，希望他今后学好，不要真的把老汉杀了。如此一来，一溜儿柴屋顺溜了：见我老娘又需生火，油炸糕老娘啥也不说，直接抓了自家的柴火就过来点燃了。刀儿匠那姑娘主动找我搭讪，笑问假如学生调皮捣蛋，我打不打得过他们。李婆婆悄悄找到我老娘，悄悄嘀咕：吃了你送的卤菜，我起夜解溲的次数都少多了。房主见我老娘从来不拖欠房租，有时他手头紧了，想预收一两个月，我老娘也毫无二话，立马爽快照付。有一天，他就说我干脆把房子卖给你算了，就像开玩笑，我老娘说好啊，你说个价，我保证不还口，也像开玩笑。结果几句话下来，一桩大买卖成了。我的乡下裁缝老娘，终于在资阳城里有了自己的房子。
一转眼，那个李婆婆也要卖房，要去跟她儿子住了。那时进城讨生活的乡下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在到处找房。那段时间，每天来李婆婆这里看房、谈价的人起串串，李婆婆一概稳起，好像不是要卖房，又好像此事与她无关。好不容易谈好了一个价码，大家以为买卖可能要成了，李婆婆却突然悄悄找到我老娘，悄悄嘀咕：你买不买？你要买我就只卖给你，就他们说的那个价，我一分钱都不加。我老娘压根儿没想到，这等好事会落到自己头上，何况那房与自己的房紧连着，可以合二为一，她喜出望外，立马咬定。这样，我的乡下裁缝老娘，在资阳城，居然有了上百平方米的房产。
好事还在连连。正当我的乡下裁缝老娘，想跨越成为城里人的最后一道门槛——户口——时，简直是瞌睡遇着了枕头：资阳城开始卖户口了！乡下人要成为城里人，比登天还难，难就难在这户口，它才是你真正的金子身份。想不到，这天下第一难事，现在用钱就能解决了，况且是明码实价的，是资阳城张了榜的。虽说是转人不转粮的“自理口粮”户口，不能享受城里的低价供应商品，包括口粮在内的一切生活所需，都只能自行解决，还要交还乡下的责任田和自留地，但，对于一心想“鲤鱼跳龙门”的乡下人来说，森严的“龙门”似乎已敞开了善怀。一时间，资阳城的这桩买卖空前火爆，我的乡下裁缝老娘当然属于首批摘牌。用她的话说：城里人，还拿土地做啥？有了土地，还算啥城里人？
老娘就这样，凭着一己之力，跌跌撞撞地成了城里人。偶尔回趟乡下办点事，那更是受人敬重、逗人眼羡了。乡亲们说：你这下好了哟，总算熬出头了哟。老娘笑嘻嘻地回说：没啥稀奇的，城里人乡下人都是人，都是在为吃为穿为条毬，是一样的，是平起平坐的。听得出，老娘是故意在说些大实话，不动声色地显露着心中那随时都在蠢蠢躁动的优越。但是，我这人呐，可能生来就心有岔肠，总觉老娘那户口不伦不类，还是花钱买来的。这资阳城也是，既然这都能公开买卖，其他呢？你看我老娘那志得意满的神色，你若是卖个“城隍菩萨娘娘”的名头给她，她也肯定立马伸手摘牌。
后来，几回碰得头破血流后，还是经老娘娘家那边的人牵线搭桥，我终遇贵人赏识，如愿改了行，调进了资阳城，当起了记者。弟弟妹妹也在老娘的操持下，陆陆续续在资阳城里安了家，老娘应该已是功德圆满了。殊不知，老娘早已坐在了资阳城里的青（清）石板上。商品越来越丰富，市场逐渐大流通，老娘的布匹生意扛不住成衣制品的狂轰滥炸，她改卖毛线；毛线制品迅猛跟上穷追猛打，她改卖小百货；小百货里名堂多，不卖假冒伪劣根本活不出来，她干脆办了个小食店；但小食店那活毕竟不比针线活，她又干起了收破烂；哪知收破烂这一行更是暗流汹涌，她大大咧咧误收了一车贼货，被勒令关张，还差点给逮去吃牢饭……
我虽是正式调进资阳城，身份也比老娘更正式，且贵为记者，可与资阳城仍存隔膜。用脚趾头思忖一下都知道，能硬调进城的，背后肯定有人，有关系，有路子，此时跟你打照面、打交道的城里人，开始向你嬉皮笑脸、点头哈腰，就连你以前苦苦哀求过，却被无情拒绝甚至大加呵斥的人，也来与你称兄道弟甚至勾肩搭背，但，那是一种敷衍，一种虚伪，一种狡黠，一种设防，一种紧紧的自我包裹。他们都各有阵营，各为其主，所以谈不得一点正事，讲不得一句实话。我跟他们，合不来。我觉得自己的本色，仍是一只随时挨宰的土鸡。这资阳城到底咋了？这一方水土到底咋了？于是，我开始研究资阳城，从三万五千年前的“资阳人”头骨化石着手，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此始置资中县着手，从北周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始置资阳县着手。我想搞清楚，伴随着千年古城的兴衰轮回，庶民百姓究竟是咋个接续过来的；在历史长河的跌宕起伏中，啥时候出现过资阳城与庶民百姓天人合一、城民同体；尤其是资阳城历代的管事者，立德、立功、立言几何，是否做到了所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是否做到了拯厄除难、功济干时，是否做到了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实，这也是我试着想从根本上与资阳城增进感情，达成和解。如此的妄为，倒还有些作用，使我的创作有了些起色，工作上也渐渐弄出了一些响动，就时常被派去一些重要场合采访，能见到资阳城的一些管事，甚至大佬。我老娘就以为她的儿已修成了正果，能手眼通天了。她常常给她只是可怜巴巴跟在人家身后，做些忠实记录的儿子，下达些五花八门的指令：你去给他们讲讲嘛，乡下的农税莫收那么重，提留也莫收那么多，我们生产队有好几户都撂了地举家躲出去了；你去给他们讲讲嘛，计划生育莫搞那么凶，好几个月大的胎娃，都弄去引了，那是造孽带过哦；你去给他们讲讲嘛，那些到摊摊上来收管理费的，莫那么恶暴暴的，还动不动就折人家的秤杆、抄人家的摊摊，人家也要养一家人嗒嘛；你去给他们讲讲嘛，拆迁人家的老房子，多赔两个嘛，赔够嘛，让人家心甘情愿嘛，不要估吃霸占嘛……她甚至还要我去给他们讲讲，城里满街满巷跑着的人力三轮车问题，应该咋个咋个处理，才不会出大事；假如那个啥“彩票事件”让她来处理，就不会酿成全资阳城的暴乱了。我的乡下裁缝老娘哟！自己都已坐在资阳城的青（清）石板上了，还在操这些老心。我无语。我不可能把我所见识的“他们”说给她听，更不能把资阳城光鲜背后的另一面说给她听。我只能无语。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老娘对“他们”的指代，是准确的。资阳城，就是“他们”的。“他们”有“他们”的圈子，“他们”有“他们”的规则，却又各自有各自的盘算。资阳城也有资阳城的好恶，资阳城也有资阳城的取舍。看“他们”，有的要反起看；看资阳城，有时也要反起看。到后来，老娘几乎是央求我了：你去给他们讲讲嘛，让我把户口拿回去，把土地还给我嘛……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老娘已是头发花白，一脸木讷的沧桑。
老娘神经失常了。先是成天嘀嘀咕咕哪个哪个要来推她的房子、推她的灶，要把她撵回乡下去；哪个哪个在记我父亲的黑账（我父亲在乡下的一个农场当场长），要把我父亲撬翻，要夺我父亲的权；哪个哪个看她的儿——也就是我——不顺眼，要把她的儿捆进牢房去教那些犯人念书……而她所嘀咕的，那个要来推她房子的，竟然是李婆婆；要夺我父亲权的，居然是刀儿匠；要把她的儿捆进牢房去教那些犯人念书的，稍微靠谱一点，是“他们”，不过，又点了我们单位头儿的名。这些嘀咕很笑人，亏她说得出；又还很瘆人，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很快，老娘开始狂躁，直接扯起嗓子，当街破口大骂，没了乡下裁缝的尊荣，换了乡下泼妇的野悍。
莫法，我和父亲、弟弟，还找了两个人，把老娘挟持进了莲花山上的精神病院。一进去，老娘就被摁倒在病床上，给拴住了手脚。我难受得心里发痛，痛得眼泪水都掉下来了。可是，即使再难受，我也只能把难受换作一钵钵一钵钵的鸡汤、老鸭汤，一次次一次次给她送去，担心她像犯人一样，被关在那医院里，营养跟不上。不想，老娘竟与那精神病院，有了一段难解之缘：此后她又去住了一次院。这第二次，竟是她自己找去、自投罗网的，是一个医生给我打电话，我才知晓的。再后来，来推她房子的，不是啥李婆婆，恰恰是那精神病院。那莲花山上的精神病院，脱胎于资阳的千年古刹莲台寺，虽地处风水宝地，但毕竟稍嫌偏远，不利拓展业务，便要在城里建一座综合门诊大楼，却独独相中了那块处于街口的贫民窟。
建好的精神病院综合门诊大楼，就与赔付给老娘的住房门对门。但她从来没涉足过了，似乎连看都懒得看一眼，她开始埋头读起书来，读的还是佛教经书。老娘几十年前念过两年小学，文字对她来说早已荒废，就一个货真价实的准文盲。她走资阳税务局门前过，知道那是收税的地方，可一张口，就把人家念成了资阳“说服”局。但这并不妨碍她一字一句地，去啃那既难断句更难嚼碎的天书。一天，她一起身就出了远门，一趟子跑去了河南，去参学，去参加一场资格考试。回来时，她已僧帽冠顶、袈裟加身，显然她已学成考中，剃度出家了。
出了家的老娘，血色回到了脸上，轻松回到了脸上，自信回到了脸上，会心的笑容回到了脸上。但她不准我们再叫她“娘”，只能叫“师父”，而我们，则被她一律叫成了“施主”。她兴冲冲地住进了资阳莲台寺，等待受戒成为正式的执杖法师，却把我们丢进了无尽的惶惑和苦痛。儿孙绕膝的老娘，本该安享晚年的老娘，为啥要狠心走出这一步，是家门不幸，还是孝悌失度，成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铁血疙瘩。假如她不进这资阳城呢？假如她不被这种无法驾驭的生活所夹磨呢？假如她不被城里的各色纷争、算计所迷失呢？假如她就在乡下，自由自在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想踩踩缝纫机就踩踩缝纫机呢？这样一想，我就又怪罪起资阳城来。我认定，至少，这资阳城跟我的乡下裁缝老娘，哦，不，师父，不相融，不相生。
在俗人眼里，女子出家如出嫁。对于有家有室、有儿有女的师父来说，那无异于一种割袍断义，一种恩断义绝。可父亲脸上淡定的微笑，多少给了我一些慰藉。父亲虽是知书达理的国家干部，但动动脑筋打点主意、动动嘴皮子扯点道理，功夫远不及师父，是一个典型的耳朵。父亲说，随师父去吧，只要师父觉得好就行，这是师父命里带的。我就又顺着往下想了：兴许是吧。师父的父亲，我的外公，是个强悍的袍哥，娶了两个老婆，在我们乡下那一带的袍哥分舵里，干着红旗管事，经常穿白衫、骑白马往资阳城里的总舵，押送银两。她那父亲，我的外公，豪气干云，一诺九鼎，就因打输了一把牌，竟真的愿赌服输，把她的母亲，我的亲外婆，输给别人卖了的。据师父自己估计，假如她父亲，我的外公，不是在临解放时意外被一头疯牛顶死，解放后肯定要遭枪毙（分舵的舵把子两口子是遭剐了的）。而她的母亲，我的亲外婆，竟是一个苗家女子，从千里之外的贵州安顺流落到成都，一直在大户人家帮佣，再下嫁到资阳的，也是一个见过世面、内心强大的悍角。这样的基因组合，注定了师父的一生不可能轻轻飘飘、平平淡淡，总会有一番闹腾。只可惜，家道变故，无人送她去念书，而她小时候偏偏想死了要念书，见了同龄的读书郎回来，就去扭着人家：你把我的名字写给我看看嘛，让我看看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嘛。她能念那两年小学，全靠她自己去给那同丈夫两地分居的女老师，洗衣、煮饭、带小孩混得的。她这一辈子最大的抱怨，就是没能念更多的书，没能过上体体面面的日子。正因如此，她对她自己的后人，指天指地赌咒发誓，就是拼死拼活也要把书盘出来，她要让她的子子孙孙脱离苦难，活得体面。尤其是对我和弟弟，更是寄予莫大希望。她还眨巴着眼睛，玩笑似地逗我两兄弟：把书念出来噻，到资阳城里去坐办公室噻，去娶资阳城里的干净婆娘噻……但，真的，如果假设，这个世道能给她丰厚的学识、更好的平台，她身上的巨大能量必定会有更通畅的释放通道，不至于在一脑之内左冲右突，最后搞得来神经搭铁。
师父要去邻县资中重龙山上的永庆寺受戒，正式成为执杖法师。离开资阳城那天，她的妹妹，我的姨孃，专门从成都石板滩下来送她，用车装了满满一后备箱她簇新的被服。姨孃知道我心里过不去这道坎，特地打来电话开导我：孝顺孝顺，既要孝，更要顺。我到底还是硬逼着自己找了辆车，磨磨唧唧地吊在后面。但是，到了资中，上了重龙山，我到底还是没能拗过自己，没把师父送进庙门，而是到另一个山头，泡了一杯茶。师父特地从那边转过来，一脸祥和，满眼慈悲，却啥也没说，只是像高僧大德那样，打望了我两眼，就像打望一个平常施主。
师傅离去那背影，因穿了袈裟而从容自若，也因穿了袈裟而更显高大。师父消失了，我顺过去的眼光扫见了资中城，心里却更加埋怨上了资阳城。
没过多久，师父却突然一趟子又跑回了资阳城。原来，莲台寺下辖的一个烂庙子——南津驿水观音，长期发展乏力，只有一间烂瓦屋做殿堂，有管事的便采用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老套路，从五台山请来三个和尚，以期他们操持出佛光愿景。三个和尚首先请回一口大钟，刚挂好，一转背，便有人来敲，不想却是一个女施主。三个和尚大惊，异口同声纷纷念叨：快走，快走，快走，这不是你我男众法师该待的宝刹。于是三个和尚离去，于是莲台寺想起了女众法师师父，召她临危受命出任水观音住持。师父出家后，一方面参学清德大法师、智海大法师、智常大法师，留心他们如何如何筹募善款兴修禅院、如何如何宽严有度管理寺庙，一方面不分远近云游参学。莲台寺颇费了功夫寻得她时，她正云游参学在外。仿佛是佛祖一声令下，师父匆匆赶回，欣然领命前往。这样，骨子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师父，有了一处自己说了算的领地。这也注定了骨子里争强好胜的师父，必将倾其余力大干一场。
师父自出家后，就再也没回过家，包括我和弟弟的家，我们就只好时不时下去看她。她总是忙，出奇的忙。她要修这样门那样门，修这样殿那样殿，修这样寮那样寮；要请这个佛像那个佛像，特别要请一尊巨大的观音像；要收徒弟、聚信众，要布佛法、传教义，还要亲自下到水观音的庙产地里搞收种。有好几次，我听我老婆说，在街上又碰见师父进城了，神色老是火急火忙的，身边老是紧跟着两个居士老婆婆，就像是她的勤务兵。我老婆请她回家吃饭，她老是推脱，要么说是去民宗局，要么说是去佛教协会，要么说是去订货。置身佛界的师父，却还要在尘世间劳累奔波，孽缘只有一个：缺资金。她接手烂庙子水观音时，账面上只有一千余元的结余。她一手筹款，一手赊账，用那区区一千余元，撬动了浩大的工程。逼急了时，她一次次打电话给我父亲，那个特殊的老施主，要他踊跃捐款。那个老施主每月的退休金有多少，几个月下来有多少，几年下来有多少，她了然在胸。后来，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地施主，在一热心施主的陪同下来到水观音，慢慢地踱着步，细细地察看了艰难铺展的工地，然后到僧寮参见了师父。他一见到师父，就像见到了观世音菩萨一样，双目低垂，双手合十，当即表示愿意全资捐建水观音。原来，这外地施主是个大老板，历经商海劫波，却一心皈依佛祖，他是被师父对佛祖的虔诚感召而来的。他见师父和几个僧众实太清苦，就每人每月发放些衣单费，还专为师父配了一部崭新的“五菱”面包车。
金碧辉煌的水观音起来了，氤氲的香火起来了，佛光愿景大功告成了，师父却生病了，是那种一病不起，是那种无可救药。本来，我们对她一直都还算是悉心照料（当然，现在写下这句话，也觉十分内疚），除了经常看望，除了四妹长时在她身边，她那妹妹，我的姨嬢，也专程来陪过她一长段时间，我们还邀请她出去旅游。跑贵州的小七孔，跑广西的涠洲岛，跑云南的丽江、泸沽湖，跑湖南的张家界、韶山冲，每次她都欣然应邀，每次她都游得开心。每每有人打来电话，她都幸福满满地回道：有施主又请我出来旅游来了。师父病后，住了几次院，做了无数次这样那样的仪器检查，可就是不见起色，还说她身体机能基本正常。师父在无可阻挡地迅速衰颓，她提出要回到水观音去。在师父卧待圆寂那段时间，我因一件麻烦事受到纪监部门无休无止的问询、调查，心里十分窝火，整个人都几近爆炸了，但每个星期二、星期四下班后，我都到水观音去陪她度过漫漫长夜。我坐在她的床头边，给她报一家老小施主的平安，给她摆过往的龙门阵，当然也摆当年从乡下到资阳城的那些事，摆那满城乱叫、惹我生气的土鸡，摆现在农村光景好了，好多乡下人都不愿意把户口办进资阳城了，倒是好多资阳城里的人，在巴望着能花钱买到农村户口，好下去建房、搞开发的好事了。我就那样慢慢地摆着，她就那样静静地听着。我不知她是否在总结她的人生，更不知她究竟会得出个咋样的结论，我却在那样的自说自话中，居然渐渐得到了释怀：人生在世，苦难无尽，而再多的苦难，都是来度你的。正如师父苦难的一生，怪谁？怨谁？怪只怪她吃的苦还不够多，怨只怨她受的罪还不够深。这样的释怀，使我轻松起来，竟还对我的老冤家，资阳城，渐生歉意。这样的歉意，在师父圆寂火化后（用专门火化僧人的柴炉火化的），我们一家老小施主在柴碳中分拣她的骨粒时，我的心愈加清晰明朗，仿佛同资阳城达成了和解，也同自己达成了和解。
师父这一代人，是被二元时代划归的农村人，自视为草芥，贱民。他们可说是最想过上城里人生活的一代人，却也是直到终老都没被城市接纳的一代人。不是他们自己还没攒够缘分，就是城市还没回过神来。他们对生活的欲望，与城市能够承受的给予、愿意给予的给予，相差甚远，格格不入，甚至，尖锐对立。他们，注定是社会转型的损耗，是时代进步的牺牲。由此，只怪罪城市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公平的，假如农村都好如城市了，哪会有那么多的悲情演绎。其实农村和城市一样，都是人的欲望的产物，是人的欲望把它们造就成了那个样子，是人的欲望把它们填充成了那个样子。假如它们有啥罪过，原罪还在人心，还在每一个人的欲望。对于如何管理好各自的欲望，有人浑然不觉，有人怨天尤人，有人以命相争，有人呼唤契约，更多的人随波逐流。只不过，师父，选择的是遁入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