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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宣部发布了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46个伟大精神，其中涵盖了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等。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熔铸而成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政治品格的集中体现。遵义会议精神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期间所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对长征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转折性的关键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即便在当下，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长期以来，关于遵义会议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对于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实质的总结表述也存在多种观点。贵州省委党研室官网及遵义会议纪念馆将其概括为16个字：“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而在建党百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中宣部发布的46个精神谱系中，对遵义会议精神的梳理归纳为 20 个字：“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相较之下，后者在内容上更为全面、精准，对遵义会议精神的阐释也更为深刻。

在46个精神谱系里，“坚定信念、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内涵并非遵义会议精神所独有。在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大别山精神、老区精神等中，都能看到“坚定信念”的影子；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等，蕴含着“实事求是”；井冈山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体现出“敢闯新路”。然而，“独立自主、民主团结”却是遵义会议精神区别于其他精神的独特标识。

1935 年 1 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遵义，此时中国革命正处于生死攸关的艰难时刻。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三个月前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失败，被迫放弃瑞金苏区开始长征。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红军疲于奔命，突破四道封锁线，尤其是湘江封锁线时，损失惨重，兵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通道转兵进入贵州，红军避开了有全军覆没危险的敌湘西大网，继而突破乌江进入黔北遵义地区，获得了10余天的短暂休整，这才有时间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的军事路线等重大问题。即便处于休整状态，仅剩 3 万余人的党中央及红军，仍被40万敌军包围。遵义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晚上，国民党黔军两个师从乌江上游偷渡成功，悄悄向东迂回，并在会议第二天夜里突然向红军发动猛烈进攻。与此同时，乌江大渡口对岸，国民党中央军的3个师也在一旁虎视眈眈。如何摆脱强敌新的围攻，成为遵义会议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和燃眉之急。

作为共产国际的第57个党支部，中国共产党召开如遵义会议这般的重大会议，按规定和惯例，需有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参加或主持，至少也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在党中央长征出发后的第 9 天，沟通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中共上海办事处大功率电台，就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捣毁，而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并不知晓这一情况，发往共产国际的无数请示电报都石沉大海。在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在与共产国际失联的紧迫情形下，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独立自主，得以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开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独立”一词出自《道德经》（“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自主”出自《易经》（“比之自内，不自失也，贞吉”）。二者意思是，为人处世应保持人格独立，重视自身发展利益，不做附庸；若完全没有自主性，不仅会被人轻视，还容易被吞并。孔子所说的“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不器”，强调君子应具备独立思想意识，不盲从他人意见或社会旧规范。王阳明心学的“自立”之道，同样体现了这一理念。由此可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备独立自主的优秀品质，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在特殊境况下独立自主召开遵义会议，也就顺理成章。

遵义会议所展现出的“民主团结”作风，同样独特而典型。回顾1935年之前党中央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民主作风和团结效果欠佳。例如 1931 年 1 月 7 日，由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巴维尔?米夫在上海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既无民主氛围，也未能实现团结。巴维尔?米夫开场便定下基调，粗暴批判“立三路线”和中央负责人向忠发，不顾近 30 名与会代表（超过半数）的反对和异议，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宣布通过由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名单，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临时中央，并将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当副校长时的得意门生王明、博古推上中央主要负责人的位置。这无疑是典型的“家长制”“一言堂”和“任人唯亲”，由此形成的“左”倾错误领导统治党中央长达 4 年，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致命危害。

遵义会议则截然不同，没有事先定调，更不存在“家长制”“一言堂”，是一场真正畅所欲言的民主会议。会议共有 20 人参加，除做会议记录的邓小平和列席的俄语翻译武修权未发言外，其余 18 人都自由、充分地表达了个人意见。观点不同的双方直面问题，展开反对、质疑、批驳和争论。期间，凯丰当面讽刺毛泽东不会打仗，全靠《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两本书，毛泽东则反唇相讥“打仗怎能照搬书本”，并质问凯丰“《孙子兵法》有几章几篇”，让没读过《孙子兵法》的凯丰陷入尴尬境地。平时宽厚质朴的朱德，也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瞎指挥，声色俱厉地表示：“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红军）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民主发言最终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形成集中决定。但凯丰坚决不同意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即便集体表决后，他仍坚持“保留个人意见”（直到 5 月 12 日的会理会议上，心服口服的凯丰才公开宣布“撤销自己在遵义会议上的这一个人保留意见”）。1月15日、16日、17日三个晚上集中开会时，争论激烈，批评严厉，讨论热烈。然而，参会发言的 18 个人并未因意见不合而影响个人友谊和群体团结，他们顾全团结统一的大局，虽有争论但不失和气，观点越辩越清晰，真理越论越明，秉持着“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张闻天）的理念，因为他们都是品德优秀、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目标。

勇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和发展的源泉。遵义会议精神里的“敢闯新路”，体现的正是勇于探索、勇于实践、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遵义会议之后，历经“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的进一步完善与贯彻落实，“左”倾错误的政治路线得以纠正，中央红军重新掌握军事领导权，进而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四渡赤水出奇兵”，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红军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粉碎了敌人妄图在半年多时间内彻底消灭党和红军的企图，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胜利。这一“敢闯新路”的遵义会议精神，对于当代中国，尤其是贵州，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贵州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中，正在“四新”上大做文章——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正在将“敢闯新路”的遵义会议精神发扬光大。

2015 年 6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期间，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自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至今已过去90 年。遵义会议留下的“20 字精神”——“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这不仅是一笔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一座蕴含深刻智慧的丰厚理论宝库。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价值，永远值得后人不断去深入学习、潜心研究、广泛传播并积极践行。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红军文化及红色旅游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