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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提出实施“文化建设浸润行动”，明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三创两迁”大学精神镌刻着陕科大“姓党、爱国、为人民”红色基因，更是一代代陕科大人取之不竭、赓续不息的文化宝库。新学期伊始，党委宣传部、离退处走访了在“三创两迁”历程中留下光辉足迹的一批德高望重的退休老教工，听老同志讲述那些筚路蓝缕的奋斗故事，为书写“教育强国，科大何为”答卷、走好“复兴期”开局起步的后来人加油鼓劲。

章川波，男，1941年生，上海人，陕西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先进工作者。1964年毕业于北京轻工业学院皮革专业，后留校任教。曾担任中国皮革科技委员会委员副主任、教育部高校专家、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项目评审专家。

章老在医院为记者讲述校史故事

北京岁月：在艰苦创业中踏石留印

学校宣传部、轻工业博物馆的同志曾在2019年、2020年两次采访我，关于学校西迁的故事我已经讲过很多了，但是北京轻工业学院时期的故事却鲜有提及，今天我想先给大家讲讲这个时期的故事。幸运的是，我是1941年出生的，学校1958年建校，1960年正式招生，我正好是1960年7月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可以说，我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了学校北京、咸阳两个时期的教育事业的全过程。

1960年7月，我作为首届新生中的一员，从上海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当时学校设置了造纸、皮革、硅酸盐、机械几个系，每个系每年招一个班30名学生，我们这一届总共120人左右。入校以后，我们发现，虽然学校的硬件条件比较简朴，占地面积只有100余亩，图书馆在大礼堂的二楼，图书也很少，但是却聚集了轻工领域一批权威、泰斗级的专家，行政干部也是德高望重的老革命，真正体现了“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实有大师之谓。”比如，当时轻化工一系（造纸系）的系主任是著名造纸专家曹光锐、钟香驹，硅酸盐教研室主任是陶瓷专家游恩溥，皮革实验室主任是皮革专家潘津生，机械系主任是轻工部工程师曾广寿，物化教研室主任是知名学者田家乐，还有领衔发酵工学本科专业的金培松教授等。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师长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康院长，他学问好、平易近人，很会做群众工作，在师生中威信非常高，他的讲话大家都很爱听。另一位是我的恩师潘津生，她当时已年届五旬，穿着很朴素，为人亲切和蔼，经常到宿舍看望同学们，询问学习生活上的困难，学习上是“严师”，生活上是“慈母”，同学们都尊称她“潘老太”。

从北京时期起，学校就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办学宗旨。这也是当时的国情决定的，那时国家轻工业一穷二白，人民衣、食、住、行的问题迫切地摆在面前，例如，当时全国皮革领域谈不上任何机械化和先进技术，都是传统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技术都是靠师徒相传、手摸眼看，一些造纸厂虽然有的小型机械，但是还远远不够。轻工部创办这所院校的初衷，就是要求毕业生能迅速掌握先进的轻工科学和生产技术，进入企业后能投入生产、指导生产。为此，学校的几个专业都建设了校办工厂，方便学生能够躬身实践、学以致用。皮革系有校办的皮革厂，造纸系有造纸厂，里面有小型的制浆造纸机，硅酸盐系有小型的瓷窑。大家学习很紧张，很勤奋，除了上课就是做实验。

我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皮革专业毕业的学生，所以对皮革专业就谈地多一些。我对皮革实验的记忆非常深刻。一开始没有机器，我们跟着师傅从最传统的工艺做起，用大铲刀把收购回来的生皮子去肉、褪毛、鞣皮制革，在课堂上听老师讲了意大利皮革工厂的先进工艺，对比中国皮革产业的落后，同学们更加坚定了振兴中国皮革的信念。后来，厂子里也有了一些简单的机器设备，包括去肉机、打毛机，转鼓，还采购了一些化工材料进行实验，实验材料是从全国各地收购的牛皮、猪皮、羊皮等，因为经费紧张，皮料很珍贵，买回来的皮子都是每个小组分割进行实验。当时潘老师已经五十多岁了，一到实验课她总是亲自指导、亲手示范。除了潘老师，皮革厂还请了陆师傅、银师傅两位皮匠师傅，负责机器设备的维修、辅导学生实习。大家每天从实验室出来，浑身鞣皮味臭烘烘的，学校周边的群众也经常因为这个找到学校反映问题，说是污染环境。

北京办学十几年，学校对国家轻工业有着突出的贡献，一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二是以科学力量推动了行业生产。尤其是皮革专业，当时潘老师带领我们搞起了皮革组织学研究，并将组织学研究应用到皮革生产的各个环节，对推进皮革生产工艺的科学化、规范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观察分析皮革的微观组织结构，来科学指导皮革生产。潘老师带着我们把皮革进行解剖，用电子显微镜分析其内部结构，分析在不同化学品、不同生产工艺的作用下，皮革的组织结构发生哪些变化。通过几年的分析研究，使皮革生产检验有了科学依据，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为后来斩获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奖奠定了基础。

大学时期我担任学生会主席，组织过一些校园文体活动，还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过学校的一些会议，1964年毕业时，我被选为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皮革系第一个毕业留校的学生。头两年是皮革教研室的助教，当时教师不多，除了潘津生以外，还有魏世林、杨宗遂，他们俩是从成都工学院（现四川大学）皮革专业，分配到北京轻工业学院任教，还有从天津大学分配来的李果老师。

西迁咸阳：在时代变迁中自立自强

1970年4月，国务院下发通知，北京轻工业学院整体搬迁至咸阳。在轻工业部的领导下，学院对搬迁工作进行了积极的准备，集中人力、集中时间大搬迁。截至1970年9月28日，已有3批先后离开北京。当时咸阳是个轻工业的纺织城市，还有造纸厂、陶瓷厂、皮革厂和轻工机械厂，跟我们当时轻工业学院的专业比较对口。那时我不满30岁，已经成家，孩子六七岁了。作为第一批踏上征途的青年教师，在西去的火车上，我们一家三口一路都很兴奋，想到国家培养了我们，即将要去广阔天地干一番事业，心中的兴奋溢于言表。

当时搬迁的时候最难运的是实验设备和机器。在北京由老师们拆装，青年教师坐“闷罐子”货车押送到咸阳。“闷罐子”货车运行没有准点，几天不见天日，吃饭也没有固定的点，非常辛苦。到咸阳后再由青年教师们卸车，肩扛手搬运回学校，进行组装，完全靠教师的人力。后来这批机械和器材全部都用起来了，在认知实习环节，能让学生在校内实习工厂先对轻工机械有一个粗浅认识。

当时校舍只有1200平方米，两栋家属楼合在一起不到3000平方米，教职工的吃住行都成了问题。我们首批来到咸阳的人，首要任务就是和原咸阳轻校筹备处的人一起，解决大批北京搬迁来咸阳师生的住宿生活问题。面对资金、人力、物力等方面困难，教职工继续发扬北京轻院建院初期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勤俭办校的光荣传统，又一次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当时教职工成立了“五七”工程连，连队成员全部拿起劳动工具打土坯、挖地基、搬建材。大家还做泥瓦匠，砌墙、垒砖，拉电线，除整修破旧房屋外，盖简易平房、建食堂以解决吃住问题。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疼，手都抬不起来，可大家干的很努力，从不叫一声苦。当时我们在修食堂的时候，大家干一天活下来满身泥土、汗流浃背，却没一个洗澡的地方，就在筹建食堂里的大锅里洗个澡，现在回想起来感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就这样奋斗了几个月，建好了学校的食堂，修好了基本的马路，还自己拉土打碾建设风雨操场，初步解决了从北京轻院搬迁来的教职工的基本生活问题。当时南方来的教师习惯吃大米，咸阳大米供应很少，为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就把面粉拿到农村老百姓那里去换大米。没有鸡蛋吃，就到农村去买。另外当时每人每个月按计划供应半斤肉，生活很艰苦，但是大家的思想很单纯，艰苦就艰苦一点，也没有埋怨情绪。

1973年开始招收两年制的工农兵大学生。在新生入校之前，我们加班加点做好了各项开学准备工作。没有专业教材，学校组织基础部和专业课的老师们一起组成专业连队，包干全部授课任务。首先是编印教材，谁讲哪门课，就编哪本教材，白天上课，晚上编教材。这样持续了好几年。比如，我从1975年开始讲《皮革工艺课》，以当时成都工学院翻译的苏联教材为基础，对其中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内容进行增删，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成果。后来我越编越成熟，受到同行关注；1980年，我受成都工学院邀请，合编出版了《皮革工艺学》。有了扎实功底，后来我先后编写科技图书《制革用酶制剂和酶脱毛工艺》，参编国家皮革工业手册《制革分》、部统高校教材《制革化学及工艺学》、《皮革加工技术丛书》，主编的《生皮组织学》电教教材获陕西省教委电教成果二等奖，参编《中国山羊皮革组织学图谱》获国家科技图书二等奖。

一般人会猜测，一个高校从首都搬到一个三线城市咸阳，办学质量、教学水平等各方面应该有很大退步，但事实并非如此。咸阳时期学校的物质生活条件虽然差了，但教学实践条件却改善了。一是学校占地面积扩大了，二是咸阳有皮革厂、造纸厂、棉纺厂、陶瓷厂等，学生实习非常方便，学生们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型的轻工机械、了解轻工行业工业化的情况，这在当时的北京是不具备的。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们的毕业实习可以去国内其他城市的大厂了。以皮革专业为例，最核心的“现代生产技术”还是在上海，上海当时已经做到专业化，分化出专门生产牛皮、羊皮、猪皮的制革厂。我们的学生毕业实习就可以去上海最先进的皮革厂。三是带动了科研。从1972到1975年，学校造纸、皮革、硅酸盐、纺织专业（当时纺织还未从学校分离出去）的教师承担了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2项，其中国家“六五”攻关项目2项。

改革开放以后，学校的氛围更活跃了。增设了很多专业，扩招了很多生源，人才引进如雨后春笋，科研成果琳琅满目，皮革专业获得的成果最为突出。1978年，“黄牛面革酶脱毛”“制革酶制剂新菌种－166蛋白酶的筛选和应用”两个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7年，“提高汉口路山羊皮质量的研究”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1年，我们与山东一个团队承担的“面粗质次猪皮制革新技术的研究”再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成为迄今为止学校荣获的最高级国家奖项。

酶制剂的应用是皮革行业在环保道路上的一大进步。皮革酶制剂问世至今，生物酶制剂已被广泛应用于皮革加工，可在加工过程中减少污染物、尤其是重金属污染的形成，但当时皮革酶技术还不成熟。我们深入研究酶，系统学习了酶学知识，利用酶的不同性能，把它使用到皮革工艺的脱毛、软化、脱脂、浸酸等工序。相关技术完成于学校实验室，后来又在咸阳市的皮革厂都进行实验，经过充分严谨的论证后上报轻工部，研究的成果形成了《制革用酶制剂和酶脱毛工艺》这本专著。

后来，轻工部又交给我们一个项目，就是“汉口路山羊皮革”的研究。汉口路位于上海黄浦区，是当时中国重要的皮革贸易中心，汉口路山羊皮是我国优质的皮料，以细腻柔软著称，制成的皮衣都是高品质的，出口到西欧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为国家出口创汇做出重要贡献。但由于鞣制技术的限制，生产的皮革质量参差不齐、达标率不高，成为当时的“卡脖子”技术。潘津生教授开启国内皮革组织学研究的先河，将皮革组织学研究应用于汉口路山羊皮生产全过程，从皮料预处理、鞣制工艺优化、复鞣与加脂、染整、环保技术等方面加强质量控制与检测，显著提升了汉口路山羊皮的质量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举个例子，在脱毛环节，由于北方的山羊皮粗一些，有时候羊毛虽然脱掉了，但是毛根还在皮里面，生产出来的皮革就会不达标。我们通过改善工艺，实现在不影响皮纤维的前提下，使毛根顺利脱落，彻底干净地脱毛。整饰环节也一样，涂饰剂的渗透程度影响皮革的物化性能，渗透的太浅容易掉浆，渗透太深皮又会发硬，我们通过观察皮革的微观组织结构，科学给出涂饰剂加入的量和加入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加工工艺。当时的研究过程特别辛苦，潘老师已经七十多岁了，仍然非常积极热情地沉浸其中，经常在实验室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另外还有魏世林和我们其他几位青年教师，与山东、河南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伙伴，大家的思想比较统一，都一心扑在这个项目上。

上世纪80年代，我校学术委员会成员合影

“质次面粗猪皮制革新技术”项目是把次质猪皮变成优质皮革，整个过程的酶处理、鞣制等都是重要环节，创新技术是变“铬鞣制”为“多金属混合鞣”，改善了皮革性能，直接为国家出口创汇。当时在轻工部报奖的时候，专家集体都比较满意，作出了较高的评价。当时我任科技处长，去省里开会，一提起西北轻院，好多人马上就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学院的皮革专业搞得很不错，在全国影响是很大的”。我也感到很高兴。

我的职业生涯基本与学校北京轻工业学院、西北轻工业学院时期的历史同步。2006年退休后我没有休息，教务处的同志邀请我担任教学督导，我欣然接受，看到年青一代不断成长起来，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另外，我还到河南宝斯卡等皮革企业指导生产，帮助企业解决重金属废液循环利用等生产问题。学校还聘我担任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员，受教工部、团委、中国轻工业博物馆、附中、附小的邀请，我和我爱人潘凤娱女士经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中国轻工业发展的故事，传承我们学校的“三创两迁”精神。后来我被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表彰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我感到非常光荣。

（下转第4版）

（通讯员  雷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