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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几乎都是泡在学校里，跟读书人打交道。开始是读书，后来教书，再后来改行不教书了，也还是在学校里，而且因为做了学生管理工作，接触了更多的读书人。

1992年暑假，我和外子终于结束了9年两地分居。到南京大学报到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那是8月14日上午八九点钟，顶着烈日，我第一次踏进被铺天盖地的爬山虎包围遮蔽的北大楼。人事处长叶俊老师一见面就兴高采烈地跟我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卫星发射成功了！”那次是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发射一颗美国研制的通讯卫星。我到人事处时，叶老师的兴奋还没有过去。进入正题后，叶老师说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中文系，一个是留学生部，让我自己选。我毫不犹豫选择了中文系，原因是我的原单位不放人，中文系已经等了我两年。叶老师于是说搞行政也好，一家保一个。我那时不知搞行政是做什么的，于是稀里糊涂改了行。到后来外子天天被困在灶台边，时不时就想起叶老师的话，抱怨说，是你保我还是我保你啊！但是这一阴差阳错，从1992年8月到2020年4月，我与中文系的缘分结了近三十年。所以，我的回忆文字里出现的差不多都是南大中文系的人物，就不足奇怪了。

1999年9月，我的搭档、同事王彩云因病永远离开了，在她生病尤其是病重的那段时间，我的内心是煎熬的，无望也无奈，情急之下，我写了《何日彩云归》，意在为她祈福。文字当然没能留住她。文章在校报上刊出后，系里老教师吴永坤先生特地到我办公室，他除了褒扬我的文章，更似乎在发感慨。吴老师热情如此，不消说我是感动的，感动之余，我更记住了为人比为文更重要。

我的散文集《七八个星天外》里收进了一些写本系老师的文章，李开老师很有感慨地告诉我，以前别的系里也有老师出过类似的书，结果搞得很不愉快。我问为什么，李老师说主要是作者把文字用来发泄情绪了。散文当然是最关乎真性情的，文字不带感情就死掉了。但是，怎么会有那么多戾气？我对人的基本看法是乐观的，即便很多事情证明我的乐观有时也带有盲目性，但我的天性让我的记忆选择留住欢乐的，忘掉不愉快的。我对这个世界抱有极大的善意，从自私的角度讲，这样我很快乐。所以我对我笔下的人物，都是热爱的，即便他们也有不如人意处，但就像很多年前刘心武写的一篇小说的题目一样——我爱每一片绿叶。我的一个同学说看我的文章感受就两个字：温暖。他说难得的是我觉得我周围的人都是那么的好。我想他说得对，我在写我的昔日同事、朋友、师长时，我的内心确是温暖的，我是那么的欣赏他们，感激他们，甚至是仰视他们。我有幸置身于这个不同凡响的集体中，朝夕与这些不同寻常的人们相处，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我想如果我能为这个集体这些人做些什么，为他们在这个浮躁的世间留下点不一样的蛛丝马迹、雪泥鸿爪，我愿努力。这可以算是我下笔的初衷或是文字的一点特色。

我笔下的人都是真实的人，事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他们在我的记忆中那么鲜活，让我想起来就感动，就快乐，所以经常是他们自己“跳出来”，“催”我去写。我在写他们的时候，就会按照他们呈现在我眼前的真实样貌去描述，我不会因为某处不那么完美加以篡改或修饰。我倒觉得每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唯一的“限量版”，恰恰是不同于其他人的那个特点，无所谓是否完美。我写了《诗酒风流》以后，把文章发给了几位当事人，我在邮件里表达了我的观点，就是我力图使我的人物立体、丰满、鲜活，所以我不回避能够显示人物个性的材料。我自己是不惮自黑的，我不在乎自己的不完美。所以我当然不认为不完美就不可爱，甚至影响别人对他的评价。这样说来，如果我的文字不符合有些阅读者的审美，是我自己的问题，敬请谅解。

去年我的一本书稿送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书稿送达后我又抽出几篇。书的责编胡莉是南大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有些话好说。我跟她说，抽出几篇写本系教师的，是想将这部分文字单独编辑，另有用途。2024年是南大中文系建系110周年，我在其中的近四分之一时间里厮混过，对于中文系而言，我当然是卑微的，但是，卑微如同一片树叶，也不妨碍她对根的情意呀，我爱中文系。胡莉得知我的想法，立刻说：“我也正有此意，我上周还在想呢，……把写先生们的单独做一本，多好呀。……这书交给我来做呀，我们提前准备，可以做得更从容些。”胡莉是我《闲数落花》和《行路吟》两本书的责编，就当前出版现状，我给她增添了很多额外的麻烦，她从来没有一丝不耐烦，总是默默克服困难，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我心里是非常感激的，她现在主动请缨，我自然是愿意的，但也不无担心，还是老问题——经费。我写过一篇发牢骚的文章，现在出书，一个书号动辄大几万，我一良家妇女，一年挣多少？不能因为自己一点不良嗜好如此败家吧？我对胡莉说，囊中羞涩啊。她理解，说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是3月的事儿。8月底时，胡莉给我发微信，再次提到此事，并说：“我的想法是，不用你出钱，……我们在市场上卖一卖，发发图书馆，不亏本就行了，毕竟这是很有意义我很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您意下如何呢？如果您觉得可行，我这两天就把选题报上去，看社里怎么说。”我知道胡莉尽力了，很感激她的热心。但在等待的这几个月里又发生了别的事情。

5月16日凤凰出版社编辑郭馨馨女士通过祁杰先生，加了我的微信，彼时她正负责编辑出版周勋初先生的文集，已经出版了19卷，还想再编一本《余波外集》，拟收入我的两篇写周先生和祁先生的文章。说完这件事以后，馨馨突然问我：“另一件事儿，您写南大老师们的文章有不少篇了，有没有结集出版的想法？”并且问能不能考虑她们出版社。她还说：“我跟莫老师提及此事，莫老师说您把巩老师写得活灵活现，特地让我赶紧追踪您这本书。”郭馨馨这个建议提得恰逢其时，正是我这段时间想做又发愁的事情。我知道胡莉想帮我这个忙，奈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多一家选择，庶几可以解决“米”的问题呢！我真是没出息，穷怕了似的，以至于馨馨都跟我具体到稿酬、出版时间，甚至说到“倪总、林日波副总编和樊昕副总编要求我把书做洋气一些，配点儿图，给南大520献礼”了，我仍不放心，我说我“有点踌躇，即对安徽文艺不太好意思。再确认一下，凤凰不会让我出出版经费吧？”馨馨说：“不会啊，付稿酬的。”并且戏谑地说：“和周先生一个稿酬标准！”稿酬这东西，我从不奢望，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除了网红、畅销作家，哪个不是先送钱给出版社？出版社的人不也得吃饭吗？还有印刷厂呢？我很歆慕上个世纪的码字人，听说那时和现在不一样。我儿子上幼儿园时，有一次我给他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他说好吃。他一向诟病我的厨艺，这次他搜肠刮肚地想了一句话表扬我，他说，“妈妈，上次吃这么好吃的饭还是解放前对吧？”我除了惭愧之外，对他表达时间的纵深感觉是赞同的。这次听到“稿酬”俩字，这个感觉瞬间冒出来了。我不是一个“贫贱不能移”的人，于是我背叛了胡莉。

书稿发给“凤凰”以后，我觉得还缺点什么，我想有一个人应该在这本书里留下点什么，这个人是徐兴无。理由就是我给兴无邮件中所说的：“想到你在中文系读了10年书，自留校后一直在系里服务，几乎做遍了中文系所有行政职位，所以书中的人都是你熟悉的，系里的事也是你知道的，还有的是你参与其中的，我就觉得应该请你为这本小书写点东西。”蒙他不弃，慨然应允，于是让这本小书呈现了蓬荜生辉的惊喜。

我是一个不通庶务不谙世情的人，很多时候信奉“熟不拘礼”、“大恩不言谢”的教条，对于很多人书后一大串的感谢觉得“俗”，于是常以此为借口让自己在良心上逃逸了。世事惟艰，经过这些年，已经深知写书容易出书难，对于这本小书的面世，心中涌出的便多是感激之情了。又于是，对自己一向避之唯恐不及的“俗”竟理解进而深入肺腑了。感谢凤凰出版社倪培翔社长、吴葆勤社长及各位社领导的青睐与支持，否则，便没有本书面世的机会；感谢兴无教授赐序，你在繁忙中挤时间、忍着身体不适写作且一再修订的认真态度，让我尤为感动；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胡莉的善解人意，你的大度让我避免了尴尬；感谢郭馨馨主任和本书责编孟清的热情相邀和辛勤付出；也要感谢莫砺锋老师一以贯之的提携、欣赏。莫老师的推荐，之前从没有告诉过我，不是郭馨馨说，我不会知道。君子乐于成人之美，谢谢莫老师。最后，谢谢读者，没有你们的参与，这本小书就毫无意义了。

（本文转自“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