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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著名的文学家，由于他的文学成就过于耀眼，导致他在其他领域的深湛造诣常常被其文名所掩盖，例如他在汉画像方面的成就就是如此。

绘画最常见的是用工具和颜料描绘于纺织品、纸或者建筑物表面的作品，只是由于汉代历史久远，这样的作品留下来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汉画像则是指汉代留存下来的画像石、模印烧制的画像砖等，这些作品通常出现在墓室、祠堂、石阙等建筑物上，它是雕刻与绘画的高度结合。人们将其命名为汉画像石，简称“汉画像”。汉画像石被历史学家翦伯赞称为“绣像的汉代史”，被美学家王朝闻视为一种“难以匆匆理解的艺术”。

1912年5月，鲁迅随国民政府教育部来到北京之后，由收集碑刻拓片开始逐渐接触汉画像。1913年9月11日，鲁迅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笔：“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鲁迅对这些汉画像拓本极为喜爱，专门在一张纸上一一列明题目、所在地、著录情况，并特意注明：“以上十石在山东图书馆，尚有十七石在学宫。前十石胡孟乐自山东来，以拓本见予。”这应该是鲁迅收集汉画像的开始。

鲁迅以其独到、敏锐的眼光发现了汉画像的价值，也就是从1915年起，鲁迅逐渐将搜集金石拓本的兴趣转移到汉画像上来。1916年之后，鲁迅购买汉画像的次数更为频繁，直至1918年方告一段落。

当时，传播的最好方式就是出版，而鲁迅发现当时出版的汉画像册不但数量很少，其质量也不敢恭维。于是他设法将自己收集的这些汉画像印成画集，分享给更多的人。在对这些汉画像进行搜集整理的基础上，鲁迅一度决定编辑一部相对完备的《汉画像集》，并拟定了目录。鲁迅所拟的这份目录，大致是在1926年8月离开北京之前完成的，共分七篇十五卷。第一篇为阙。阙为古代祠庙和陵墓前竖立的石头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由于中间空缺，故名阙。该篇分为两卷。第二篇为门。门即石门，共一卷。第三篇为石室。石室即墓室，多刻有画像。该篇分为三卷。第四篇为食堂。食堂即飨堂，是在祠墓前所建的祭神堂所。该篇共一卷。第五篇为阙室画像残石。所收录者为散落于各地的残杂画像，分为四卷。第六篇为摩崖。摩崖为刻于山间崖壁上的画像和文字。该篇共一卷。第七篇为瓦甓。瓦甓即刻在砖瓦上的画像，分为三卷。由上述目录可以看出，鲁迅的确是想就自己的收藏，编成一部体例完整、内容丰富的《汉画像集》。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随身携带了部分汉画像的拓本继续进行研究。同年12月31日，鲁迅在《厦门通信（三）》中对李小峰说：“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象考》和《古小说钩沉》印出。”很可惜，在他生前这两本书都没有出版（《古小说钩沉》后编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八卷）。但我们还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汉画像在鲁迅心中的地位，以至于把它作为教书以外的重头戏来做。

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搜集汉画像虽不如在北京时便利，但仍未曾忘怀。同年11月30日，鲁迅托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建人到有正书局购得《汉画》两册，鲁迅翻阅后大为失望，称其“甚草率，欺人之书也。”这也说明，鲁迅自信能够编出一部有水平、有价值的《汉画像集》来。1929年3月23日，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拟往北京一行，以归省，且将北大所有而我所缺之汉画照来，再作后图。”遗憾的是，鲁迅的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其实，鲁迅对此一直念兹在兹。1934年3月6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到汉画像时说：“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在3月24日的信中又说：“汉唐画象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胡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在4月9日的信中，鲁迅再次提到编印画集一事：“汉唐画像极拟一选，因为不然，则数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鲁迅的这一动议得到了姚克的支持，并表示可以把鲁迅所写的说明文字翻译成英文，以期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4月22日，鲁迅在复信中说：“石刻画象印起来，是要加一点说明的，先生肯给我译成英文，更好。但做起来颇不易，青年也未必肯看，聊尽自己的心而已。”6月9日，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对于印图，尚有二小野心。一、拟印德国版画集，此事不难，只要有印费即可。二、即印汉至唐画象，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而著手则大不易。”鲁迅还想请台静农在北平代为收集拓本，一是补充自己收藏的不足，二是替换拓印效果不佳者。

1935年初，鲁迅得知河南南阳一带有大量画像石出土，立即托人搜集购买相关书籍，请人拓印原石。1935年11月15日，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再次提到了编印《汉画像集》的计划：“我陆续曾收得汉石画象一箧，初拟全印，不问完或残，使其如图目，分类为：一，摩厓；二，阙，门；三，石室，堂；四，残杂（此类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遂止；后又欲选其有关于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而刻划又较明晰者，为选集，但亦未实行。”这个篇目较前面的已经作了一些调整。

鲁迅一生收藏汉画像石拓本600余张，涵盖山东、河南南阳、江苏、四川等地区。鲁迅从1915年就开始关注中国汉代画像，伴随着他的一生，从未间断，直到去世前两个月。蔡元培先生在1936年写的《记鲁迅先生轶事》一文中写道：“我知道他对于图画很有兴致，他在北平时已经搜辑汉碑图案的拓本。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重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先生特别搜辑，已获得数百种。我们见面时，总商量到付印的问题，因印费太昂，终无成议。这种稿本，恐在先生家中，深望周夫人能检出来，设法印行，于中国艺术史上，很有关系。”蔡先生很关注鲁迅对汉画像收集和付印，直到鲁迅逝世后，还在惦记着它的出版。

一、别具慧眼

鲁迅接触汉画像或许是偶然的，但他对其的关注却是有其必然的因素。这也许得益于其早年对美术的喜好；也许缘自其敏锐的鉴赏力……有学者称“鲁迅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位通人”。鲁迅在日本时就通读当时所能读到的西洋文艺史，后来亲自编译了《近代西洋美术史潮论》，他很早就评议过高更、蒙克、梵高等画家，私藏的画册里各流派无所不及。鲁迅对美术的看重程度不亚于文学，陈丹青评价说：“在我能够读到的民国文艺言论中，鲁迅是一位最懂绘画、最有洞察力、最有说服力的议论家，是一位真正前卫的实践者，同时，是精于选择的赏鉴家。”

1912年，鲁迅受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北上京城，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该科主管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等事宜。因为他主管美术馆的工作，所以，鲁迅与美术有关的事宜便多了起来。对于美术，鲁迅一直是喜欢的，不论是孩子时的描红，还是中年时对美术类书籍的阅读，一直到晚年仍支持木刻青年们出版作品等，他一生喜欢美术。许广平在回忆鲁迅在北京的生活时，曾经专门写过鲁迅的阅读，比如刚到教育部时，他的阅读书目中便有《中国名画集》。

因为教育总长蔡元培当时主张在学校中推行美育，并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这和鲁迅的想法不谋而合。为此，鲁迅利用自己业余时的阅读和积累，进行了《美术略论》的演讲。这是一次历时一月的主题讲座，从1912年6月21日起，每周一次，直至7月17日，共5次。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讲课，每天都在日记里认真记下讲课情况。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提倡美术”一节中写道：“蔡先生也知道鲁迅研究美学和美育，富有心得，所以请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因之鲁迅在民元教育部暑期演讲会，曾演讲美术，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这是他演讲的特色。他并且写出一篇简短的文言文，登载在教育部民元出版的一种汇报上。”可惜的是，鲁迅《美术略论》的演讲稿散佚了。如果能保留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鲁迅的一些美术观。鲁迅的书账中也记得很详细，在他丰富的书单中，美术相关书籍约占每年购藏的五分之一。

正因为鲁迅有扎实的美术功底，故能够别具慧眼敏锐地发现汉画像的精妙之处，并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如获至宝

秦汉时，我国古代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汉画像。汉画像由于保存相对容易，因之留下的数量多，内容也丰盛。汉画在表达主题的方法上、在艺术技巧上都有新的创造，它使我国的绘画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境地。汉画像在我国古代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具有民族特征的描绘艺术。

汉画像栩栩如生的物象，那别具一格的形式，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美术的角度，肯定了汉画像的艺术价值。虽然汉画像的创作初衷与后世的版画并不相同，但它的画面布局，后期的拓印，就其艺术效果来看，与后世的版画，尤其是石刻版画，比较相似。后来鲁迅喜欢版画并在中国推广版画，应该与此有较大渊源。

汉画像的风格及其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更受鲁迅的青睐。他在《看镜有感》一文中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鲁迅热情肯定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对于汉代艺术品质，鲁迅也曾经有“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沈雄大”的评价。

所谓“闳放”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秦汉时期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而进取意识、务实态度、开放胸怀，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基本风格。当时的人们，比后来一些时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在当时还并不明显。

同时，鲁迅还敏锐地发现汉画像已经走出国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美术。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提倡美术》一节中也说，鲁迅“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是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的。他曾经告诉我：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三、借鉴创新

对于汉画像，除了发自内心的喜欢之外，鲁迅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为中国的美术，特别是新兴的中国木刻运动提供有益的参考。他主张将汉画像艺术与中国新兴版画相融合，创造出既继承传统艺术又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的艺术作品。

1927年12月15日，鲁迅的青年朋友、画家陶元庆带着立达学园的学生来到鲁迅家中，选取了一部分汉画像拓本，在该校的绘画展览会上展出。1928年6月1日，陶元庆和钱君匋来到鲁迅家中，谈到在书籍装帧设计中采用古代铜器和石刻中纹样的设想，鲁迅大为赞同，“认为可以试探一下。因此，他就想到所搜集的许多汉唐画像石的拓本，说：‘我所搜集的汉唐画像石的拓本，其中颇有一些好东西，可以作为这方面的部分借鉴，现在时间还早，不妨拿出来大家看看。’说着，便端出一大叠拓本来，由于幅面很大，必须铺在地上才能看到全貌，楼上地位较窄，铺不了多少，便改到楼下客堂里，把这些拓本铺了一地，随铺随作解释，娓娓动听，铺了一层又铺一层，我们一时目不暇接，只能肤浅地浏览过去”。（钱君匋：《我对鲁迅的回忆》）

鲁迅自己就汲取汉画像的元素，来设计一些书的封面，有的甚至就是地地道道的汉画像。如1923年，鲁迅为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国学季刊》设计的封面，就取材于汉画像石刻云纹图案，蔡元培手书刊名，图案古雅庄重，民族传统风格浓郁。

1926年，鲁迅为高长虹所著《心的探险》设计的封面取材六朝墓志的图案花纹，游龙云纹，群魔围绕，他还特地为此加注“鲁迅掠取六朝人墓门画像作书面”。

1935年2月4日，鲁迅在致青年木刻家李桦的信中说：“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结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同年9月9日的信中又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由此可见，鲁迅收集汉画像的目的，一是出于对中国传统美术遗产的热爱，二是对这一宝贵遗产的传播与弘扬。鲁迅提倡的新文化,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要融汇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为一体，开辟一个新世界。

汉代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其艺术成就，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堪称典范；其艺术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汉画像更是汉代艺术中的璀璨明珠，有着极高的欣赏价值、研究价值和传承意义。探究鲁迅对汉画像的青睐、赞誉和借鉴，可以让我们走进鲁迅的艺术世界，了解作为艺术鉴赏家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