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 - 《曲阜师大报》
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现代
——读 《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
作者：□丁国强
2025-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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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 （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第1版，以下简称 《对谈录》）围绕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如何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如何深刻把握现代化的本质、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等问题展开作家与学者的思想交谈。 《对谈录》是一种介于演说与访谈之间的文体，既有一问一答的思想交流，也有兴之所至的个人抒发。漫谈看似随性、即兴，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思考、深厚的积累和热切的人文关怀。
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具体条件的产物，是文明赓续更新的结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仁”是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董仲舒说： “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 （《春秋繁露·仁义法》）王蒙认为，一般都说中国是 “礼仪之邦”，实际上应该是 “礼义之邦”。 “礼义”有着深刻的价值内涵，不仅是个人立身处世的要求，对于构建大国外交也具有重要启示。《礼记·礼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乎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思想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与人为善、推己及人，贵仁尚义、德主刑辅，包含着对仁爱、道义、德政、公平等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属于中国但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造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我们要在文明溯源、文明传承中读懂 “何以中国”，就是要从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神和饱经风雨、连续长久的强大生命力。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强大韧性的显现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没有断流的文明，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重视历史、追根溯源的文化，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本所在。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魏征 《谏太宗十思疏》）梁启超说：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 “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第32页）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是古代中国的政治智慧。 《尚书·召诰》言： “我不可不有监于夏，亦不可不有监于殷。”王蒙认为，连续性表现了中华文明的韧性、实践性、有效性与自我修复、调整、抗逆、因应、纠错能力。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众多文明那样中断和消失，是因为它自身具有回应外部挑战的特质，在大浪淘沙中不断扩大自身的文化影响力。 《对谈录》称之为 “自决力”。王学典认为，中华文明就像一辆有轨电车，自古以来有自己固定的轨道。赓续中华文明五千年文脉，一方面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要吸收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
中华民族自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汉朝之前，中原地区的民族主要称呼自己为“华夏族”， 《尚书·周书·武成》云： “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华夏族”是以夏、周、商三族为主体，蛮、戎、狄等部分民族为支体融合而成的。学者田昌五认为，华夏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到这时候才真正形成了与蛮夷戎狄有别的华夏民族共同体。原来出自不同的所谓古帝王的氏族和部落到这时都合二为一了。” （田昌五： 《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中华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华文明的天下观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也是多个族群共同生活在古代中国、汉族与周边族群相互交流、相互认同的历史现实，从中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逻辑。王蒙认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是作为多民族大国的各兄弟民族与各地域的多元一体的统一。“多元一体，一干多枝，这就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田昌五： 《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不仅通过文献记载得以证实，而且通过古稻遗存、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瓷器、漆器等考古发现得到证实。这种连续性体现在政治统治、思想文化、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是中华文明强大韧性的显现，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任继愈说： “中华民族这五千年，整个是共同走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文化的、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各方面的综合，造成了越融合越近，越融合越密切，形成这么一个共同的一个机构、一个组织、一个意识。” （任继愈：《中国的文化与文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大一统”思想可以追溯到颛顼、尧、舜、禹时期族邦联盟及其相关思想萌发，夏商周三代王朝 “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形态结构”及其传统政治理念为 “大一统”思想打下了基础。钱穆说中国从封建到郡县是 “古今一体，依然一中国，并无二致。” （钱穆： 《晚学盲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39页）秦汉时期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基础，促成了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秦始皇时期的泰山石刻辞云： “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汉承秦制，并不是简单的制度复制，既是对秦治理经验的承继，也吸取了秦失败的教训。贾谊 《过秦论》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见，大一统实现国家治理的高度有序，是建立汲取治乱兴衰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路径选择和制度设计，诸如巩固中央集权、消除割据势力等，其转化为 “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则离不开高度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大一统”观念有着极其深厚的自然、政治、社会、文化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架构。
自强不息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载体。肇端于殷周之际的礼乐文化，建构了传统中国人的道德理性和治理智慧。 《礼记》说： “礼也者，理也。” 《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儒学对中华文明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主张 “庶之、富之、教之” （《论语·子路》）礼乐教化是一种高明的政治设计和文化战略，它通过道德与法律的融合，将不同地域、风俗迥异的人群整合起来、凝聚起来，防止陷入 “礼坏乐崩”的失序局面，这充分彰显了文明的力量，塑造了中国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这种品格是在长期同艰难困苦作斗争中形成的。陈来认为，儒家思想及其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时代初期以来文化自身连续性的产物。（见陈来：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1页）儒家文化赋予中华文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使命担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的自省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现代新儒家代表徐复观说：“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这样深厚。”正如王蒙所言： “中华文明具有一种坚韧勇敢、披荆斩棘、刻苦奋斗的精神，是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愚公移山、卧薪尝胆、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铁杵磨成针，直至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罕有其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时俱新、与时俱进。”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保持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过程，这是一个经过凤凰涅槃、脱胎换骨，推动中华文明焕发新的荣光的过程。
创新创造是中华文明固有的精神气质
创新创造是中华文明固有的精神气质。《诗经·大雅·文王》有言：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对谈录》认为，变通与创新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所在，儒家的通变智慧赋予中华文明一种适应性和自我更新能力。 《易·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 《礼记·大学》：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顺应外部世界和时代条件的变化进行创新创造，所谓顺天应人、革故鼎新，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都蕴含着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下》）的变易史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王蒙的表述十分生动：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有了太多的应对预案、灵感渊薮、以弱胜强、以小胜大、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传统经过创新才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既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又为推进改革开放夯实了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由于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才能够行稳致远。冯友兰先生说： “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新的国家。”（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345页）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生机活力。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与其包容性、开放性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 《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思想具有巨大包容性，儒法合流、儒道互补，使其有着思想资源不断扩大。中华文明从不拒绝任何外来文化，古丝绸之路就是同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见证。中华文明在吸纳多地区、多民族的文化中，形成了 “和而不同”的强大学习能力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融通发展能力。毛泽东说：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待一切人类文明，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作者系曲阜师大1989级中文系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