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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柯布院士合影

一千五百多年前，南朝才子江淹告别亲朋故交，被黜吴兴，一腔报国之情化为乌有，更兼妻丧子失，于是以生花妙笔描摹离情，遂成千古名篇《别赋》。其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更是写尽离愁别绪，道极人生常态。

离别，是人生的主旋律。在这个不确定性大于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我们经常被动地处在与亲人、朋友、同事、邻居的告别之中，在他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

2024年12月26日，微信圈朋友传来消息，著名生态圣哲、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博士在克莱蒙安详离世，享年100岁。闻此噩耗，第一反应是难以相信，因为几天前治河博士还发来他和樊老师陪柯老在五月花小径散步的照片，大树下的柯老精神矍铄、笑容可掬，哪里有半点不适的症状。但直觉和经验告诉我，在可能世界里，真实的事物恰恰表现为非真实，而非真实的事物则往往扮演成真实。因而，这个消息有很大概率是准确的。经过与治河博士反复确认，我们敬爱的柯老是真的远行了。

一个圣洁的灵魂离开了我们。这是一个只愿意给予而从不去索取的人。柯老卖掉了祖传的住宅，将所得无偿捐给了中美后现代研究院，而自己却租住在克莱蒙社区一套简陋的两居室里，箪食瓢饮，毫无怨言。印象中的柯老穿着唐装、脚蹬布鞋，过着简朴的生活。记忆最深的是治河博士告诉我，柯老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他和樊老师去探望，发现名满天下的生态大哲的晚餐竟然是一桶康师傅方便面。痛惜之余，治河伉俪要带柯老外出就餐，柯老却婉言谢绝，笑言，“吃这个我没问题。”这个可敬的老人是这个喧嚣世界的精神贵族，他的个人素养能够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而是以传播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为己任。他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会与国家的责任。他有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一个热爱中国的老朋友离开了我们。柯老与中国的相遇，正是西方后现代思想与东方、尤其是中国之间一个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相遇。他关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认为，“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将选择生；重复西方的错误，将西方工业化模式强加给农村，则是选择死。我恳求你们，请选择生。抓住直接进入生态文明这一千载难逢的伟大历史机遇。”其后，2014、2015年柯老两次应邀到中国参加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受到许嘉璐、姜春云等领导人的接见，从而开启了他与中国民间和政府的深度交流。此后他几乎每年来一次中国，与中国思想界以及高层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对话和交流，并在中国各地建立了柯布生态书院、怀特海国际幼儿园、怀特海研究中心等公益性组织，帮助中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柯老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指出：“进入21世纪，美国和西方的话语霸权正在消逝，世界需要新的领导者。如果说要我选出一个新的领导者，我希望是中国。”

一个操心世界的人离开了我们。后现代哲学家都是操心之人，他们操心的不是自己的荣辱得失，而是人类文明怎样健康延续、世人如何诗意地栖居。后现代哲学家不仅是现实的批判者，更是操心之人。出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担忧，他们所做的不仅是摧毁，更多的是建设；他们反对的不是现代主义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他们清醒地看到了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核武器和环境这两个“足以毁灭世界的难题”，并试图解决这些难题。正是在追本溯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对于人类今日的不幸，现代性难辞其咎。因此，挑战、批判现代性便成为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务。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格里芬要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柯老的离去，使世界少了一位伟大的导师，而天国则多了一位人类的守护者。

岳南在《南渡北归》大结局最后写到，“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二十世纪灿烂的学术星河中最后一颗巨星就此陨落，喧嚣的世间一座学术大山于岚烟雾海中无声地隐入历史深处，一个时代结束了。”

常在梦里出现的美丽的生态小城克里蒙，格里芬走了，柯布走了，克莱顿博士为了孩子读书也搬到了旧金山，凯文移居西雅图。天涯地角，知交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但柯老开创的这个时代并未结束，所幸还有治河博士和樊老师以及全球生态人的守望相助，而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