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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首发·独家

作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成名之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倾注了作者绝对的心血与热情。这部作品是作者在残疾之后重获新生的契机。在这部自传式的作品当中，当保尔·柯察金尽力学习并撰写的《暴风雨所诞生的》为州委会赞赏并决定出版之后，作者写道：“铁环已经被砸碎，现在他拿起新的武器，回到战斗的队伍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这又何尝不是作者自身创作得到认可时的写照。而实际上从这句话当中我们能够再次观察到属于保尔·柯察金的人物弧光———革命呼唤青年、革命改造青年。

第一次阅读时，笔者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到作者所塑造的保尔·柯察金的这种人物弧光，而只是将保尔的这种革命性庸俗化为人物自身的反抗精神在特定的革命环境之下的表现。笔者过于看重了保尔自身的反抗性的留存，反而忽视了保尔在革命进程中逐渐发展的崭新品质。这些新品质随着故事的发展逐渐在主人公身上显现，在丰富保尔人物性格的同时，使得全书的革命性跃然纸上，将整本书提升到了一个富有意义与内涵的地位，并由此区别于其他的革命作品。

依照笔者原有的思路，这种留存良好品质的故事实际上是能够找到前例的。查尔斯·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便是如此。实际上狄更斯的此部作品也受到过批判，即作为主角的奥利弗在历经长时间的苦难之后却并没有改变自身的善良。这似乎与正常的人物成长曲线并不符合，忽视了环境对人的影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种缺陷。保尔原先的不畏强权的反抗精神在十月革命与国内战争的浪潮之下，被改造成了一种目标明确、与苦难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但是如果仅仅强调保尔被革命改变则似乎犯了另一个极端方向的错误———忽视人自身能动的改造自身的愿望。十月革命不仅在呼唤着青年，青年自身也在革命的过程当中进一步呼唤着革命。正如徐葆耕先生所写：“正是‘革命’使不觉悟的一般百姓成长为视野开阔的政治参与者”，青年成就了革命，革命改造了青年。而保尔这一形象就是最为典型的得到改造的革命青年。

如果说第一部的保尔是依循着笔者的原先思路，是一个天生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被革命感召而投入到其中去的话。那么第二部的保尔就显然是在建设中追求自我革命，追求自我进步。在第二部当中，保尔的征程由于苏维埃国家的建立与稳固而告一段落。苏维埃国家转入维护国家安全与建设的新的革命征程当中，这就要求保尔这样的革命战士进行自我革命，以适应新的革命要求。

第二部开头不久，作者就将这种要求以丽达日记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个青年人还没有完全克服他那种不守纪律的缺点，他只知道用他的奔放的情感去生活，而这种旋风似的感情，会使他走弯路的。”正是这样的感情在革命战争期间通过传统革命书籍———如《牛虻》———塑造了保尔为革命奉献、不徇私情的特点。这个特点使得保尔决心摆脱对丽达的爱情而投入工作。让他在铺设铁路的艰苦环境中坚忍到底。保尔在对待茨维塔耶夫的问题之上更显示出这一特点。保尔曾与茨维塔耶夫爆发过有关处分问题的冲突，所以茨维塔耶夫在保尔被吸收进团委会后并不待见他。保尔深知开展现实工作亟须与这位革命同志进行合作。在此基础之上，保尔按耐住自己的性子，坦诚地与茨维塔耶夫进行了交流并赢得了这位同志的真心与信任。但也正是这种特点使得保尔在长时间的工作当中进一步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战争带来的病痛与保尔长期的艰苦劳动使得其身体健康一次次地接受着严峻的考验，并最终使得这位革命者在仍旧怀有革命热情的时期成为了一个“病号”。

保尔由此深切体会到这个特点给他自己带来的不良影响，并开始畏惧自己是否会因此“掉队”。他开始反思自己原先的行为。在丽达与保尔再次相逢之后，保尔更是直接地表明了自己过往存在的问题：“那些生动地描写坚毅勇敢的、彻底献身于我们事业的革命者的书，给了我难忘的印象，使产生做这种人的愿望。所以，我用‘牛虻’的方式处理了我对你的感情。现在我感到，这不仅是荒唐，而且尤其令人遗憾……我只是抛弃了那种用苦行来考验自已意志的毫无必要的悲剧成分。但是在基本方面我是赞成牛虻的。”

但身体的病症已经使他来不及为此后悔并改正。病痛使其逐渐丧失了工作能力并迫使保尔离开党的政治工作。他为此极度痛苦：“一个人有个不受支配的背叛的肉体，又有一颗布尔什维克的雄心和意志，他迫不及待地向往劳动，向往你们正在整个战线上进攻的大军，向往那排山倒海、滚滚向前的钢铁巨流。一个人兼有这两者，世上还有比这更惨的悲剧吗？”在试图寻求工作未果之后，保尔似乎陷入了绝望。他考量自己生命的意义，觉得自己在失去战斗的能力之后已经一文不值，恐怕即将成为队伍的累赘。但他立刻打消了这种想法，悲惨的情绪并没有将他如往常一般裹挟。他要在生活达到即便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之时也要使其有益于人民。他将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思想工作之上，在另一条战线之上继续自己的工作。

在这条战线上，保尔刻苦学习以追求进步，并反思自己过往的种种缺点。对于其健康时期的蛮干，保尔反思道：“这与其说是英勇，不如说是任性和不负责任。现在我才认清了我过去实在没有那样糟蹋我的健康的权利。原来这是一点也不英勇的。如果我以往不是斯巴达式那种干法，我很可能再多活几年。总之，幼稚病是造成我目前状况的主要危险之一。”在思想战线上的努力耕耘最终将保尔转化为了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工作内容完全不同于以前的革命工作者。在这条战线上，他利用自己的文字凝聚新的革命力量，继续以新的方式参与革命。当他似乎被革命抛弃并变为一个“掉队的人”之时，他并没有彻底地陷入旧有英雄主义的牺牲———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以不拖累革命之中，而是决心改造自己并再次以新的形式投身于革命浪潮。

而这样的非英雄主义的考量似乎并不符合保尔阅读并崇拜的“牛虻”等英雄形象。但是仔细考量小说内容，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所谓的牺牲内容并不是没有被保尔考虑过，只是这种考量被保尔彻底地否决了。他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并非属于自己，也是属于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全人类的解放。他不愿自己的生命草草地结束在自己的手里，他决心再次向生活的“铁环”发起挑战，用自己的全力战胜这种生活：“只有在生活用铁环紧紧把你箍起来的时候，坚强才是光荣的事情。”当自己的生活陷入苦境并似乎难以摆脱的时候，保尔仍旧心怀革命。他将自身内化为了革命的一部分，依旧决心为革命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人应当赶紧地、充分地生活，因为意外的疾病或悲惨的事故随时都可以突然结束他的生命。”保尔的生命在新的战线上通过文学作品发光发亮：“铁环已经被砸碎，现在他拿起新的武器，回到战斗的队伍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保尔的人物形象实际上也通过这一变化实现了一种新的革命英雄主义。保尔不仅达到了旧英雄主义式的为革命献身，而且进一步达成了社会主义式的自我革命。为革命献身是传统的改造旧社会的历史夙愿，但自我革命则是新型的社会革命所需要的重要支柱性力量。奥斯特洛夫斯基成功地利用这两个革命塑造了一个被革命改造的青年形象。保尔献身革命的生活历程为故事添加了旧英雄主义所具有的波澜壮阔，而穿插于其中的自我革命则是彻底将自我与社会革命融为一体，达成了青年成就革命，革命改造青年的壮举。徐葆耕先生写道：“人们常常会认为，对于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的强调，会导致个性的丧失；但是，保尔的经历恰恰相反:正是这些符号，使保尔获得了神圣的使命感，在革命的激流里展开了自己的风帆，在艰苦得难以想象的境遇里，磨练和提升了自己的坚毅和果敢。革命像一把锋利无比的雕刻刀，雕塑了保尔多姿多彩极具个体魅力的英雄性格。”保尔可能并没有达到成为社会革命先锋的要求，但却在社会现实之下成为了自我革命的先锋，并深刻地将自我与社会结合为一体，成为了社会革命所要求的先锋。

保尔的这种新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了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青年，使得他们决心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浪潮之中。但实际上保尔的革命英雄主义并不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专利，而是整个社会进步的表率。保尔的英雄主义当中潜藏着一种对于全人类事业的深切关怀，是一种“独特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再现。韩少功在《暗示》中指出保尔的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人类一切求道者的共有精神留影，是人类社会中的某种集体性格”。自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当中实际上能够看出这种类似之处。《复活》当中的聂赫留朵夫成熟之后清楚地认识到了社会苦难，而对此用自我改造的赎罪方式希望改造社会。托翁的《忏悔录》则是更加深切地表露出与聂赫留朵夫类似的想法。保尔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新的社会条件之下主人公积极投身于新的社会革命并实现了自我革命，将二者的革命融为了一体。如果说聂赫留朵夫是就社会当中知识分子自我革命的悲情英雄主义的一次高峰，那么保尔便是新时代的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代表，是又一次属于人类历史上的英雄主义的高峰。

“以奥斯特洛夫斯基为榜样，数百万人将学习如何生活，如何战斗，如何热爱祖国。”———米哈伊尔·肖霍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