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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灭亡时（公元 8 年），罗马帝国刚刚开始。创建罗马帝国的屋大维，和刘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天才少年。刘彻 17 岁即位，23 岁开始立儒学、打匈奴，49 岁前两件事都完成了。屋大维 19 岁起兵，32 岁时结束分裂，47 岁前完成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建设。

他们又都是复杂的人。刘彻的历史评价在穷兵黩武和雄才大略之间摆动了两千年。说他是儒家，他行事却像法家；说他是法家，他又没有退回秦制；说他爱道家神仙，他又偏偏用儒家立国。屋大维也充满矛盾。他与巨头合作，架空了元老院；又与元老残党合作，消灭了巨头。他保留共和国的形式，却变更其内在逻辑，虽称元首，实为皇帝。他身兼多个文职，从执政官到保民官到祭司长，但 18 万罗马军队才是他的真正力量。他没有建立明确的继承制度，但王朝最终还是在家族内传承。

屋大维和刘彻之复杂，在于罗马与秦汉都是超大规模政治体。在草创之初，要整合这样广阔复杂的疆域，任何单一的理论、制度、安排都难以奏效。

屋大维和刘彻的治国思路，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屋大维很重视制度建设。除官僚、军队、税吏制度外，也很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希望以罗马早期的传统道德来凝聚人心，即对家庭、对国家、对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就像刘彻找到了董仲舒，屋大维也感召了一批文化巨匠。维吉尔仿照希腊的荷马史诗，创作了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构建了“罗马民族”的认同；李维写了 《罗马自建城以来史》，总结罗马建城 700 年来的兴衰成败，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贺拉斯的《讽喻诗》，批判当下的腐败风气，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

而两人的路径与结果大不一样。屋大维建立了文官系统。为了克服财阀对政治的破坏性，他大胆吸纳财阀进入文官体系。骑士阶层可以从实习军官做起，进入税吏系统，最终出任行省的财务官，顶尖的可以进元老院。真正实现了西塞罗的“贵族与财阀共天下”。与之相比，汉朝的文官路线则是求取基层寒士。钱穆说，汉代是第一个“平民精神”王朝。

罗马帝国的文官，都集中在行省首府，更没有建立一杆子插到底的基层政权。行省之下无官僚，下面是一堆拥有自治权的王国、城市、部落，各自按照原有的制度运行。罗马派遣一个总督和若干财务官，掌管税收、军事与司法，对于行省下的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则一概不管。中央委派的财务官也只在行省而不下基层，更懒得设垂直管理的基层税吏，征税就摊派给地方领袖。地方领袖对当地事务很有发言权，总督经常按照地方实力派的愿望做决断。如罗马总督彼拉多并不想处死耶稣，然而在犹太领袖们的强烈坚持下，还是不情愿地将耶稣钉上了十字架。总督不管事，也不承担公共经费。地方的城市建设和文化活动由本土富商自愿掏钱。在中央政权衰落之后，这些地方实力派就此转化为蛮族王国之下的封建地主，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谁收税都一样。英国学者芬纳将罗马帝国称为“由众多城邦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控股公司”。

归根结底，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如西方学者所言，罗马帝国文明有着无比丰富和复杂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却是粗陋和简朴的“奴隶制大庄园”。文化基础也如此。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因为罗马从未想教他们。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 300 年后，农民们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也因此，屋大维苦心建构的“罗马民族认同”，随着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而秦汉则是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在居延汉简中，连一个在西域屯田的小吏，都被严格要求“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吏还要专门读史书、写文件、练礼仪。两汉的基层官吏不光管理社会，还要负责公共文化生活。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典籍，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是要书写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拥有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中西文明根性比较》，新世界出版社 2022 年 1 月出版，作者为历史学博士、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潘岳。本文为该书第二编“秦汉与罗马”第五章“罗马帝国”第一节，本报转载时删节了注释———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