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过了大年，又过了正月十五，寒冷的天气渐渐转暖，生产队里就要忙着春耕了。知青在队里，通常的安排是这样：每天除了留下一名女知青负责做饭，其余知青便和社员们一同劳作。他们不是在牛驴窑里铡草，就是在羊圈里起粪，亦或是往山上送粪、修梯田。

知青们干劲十足地甩着胳膊，带着一股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冲劲，和社员们齐心协力地干活儿。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可心里却有个疑惑：人们常说的“下地干活儿”，在这里被叫做“出工”或者“上工”，可陕北人为何称作“受苦”呢？不是只有给地主扛活的穷苦百姓才被称为“受苦”吗？郭兰英在那红遍大江南北的《翻身道情》里都唱了：“共产党救咱翻了身”，做了主人，他们怎么还这样称呼呢？

这天，晨星尚未隐去，生产队长就迈出窑门，站在硷畔（院边）高声呼喊：“受苦了，受苦了！”这喊声带着几分悲壮，在山谷间回荡，传遍了整个村子。不一会儿，各家各户的男社员和男知青们打着哈欠，带着困意，陆陆续续地来到队长身边。队长是个典型的头系毛巾的陕北大汉，有着黑红的方块脸，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他将大伙儿分成修梯田、铡草、送粪几个小组，各组长带着组员们去忙活各自的活儿。

知青孙春华戴着眼镜，别看他个子不高，力气倒是不小。他跟着队长，赶着毛驴往远山的田地里送粪。这粪是从牛羊圈里用铁锨铲出来的，再一锨一锨地铲进一种特制的“桩”里，扎紧口子后，双手抱起“桩”放到驴背上。一“桩”粪有百十余斤，“桩”比麻袋细，却比麻袋长些，这样驴驮着走在起伏的山道上才不容易掉下来。

弯曲的山道上，一边是陡坡，一边是深沟，两个人都无法并肩而行。送粪的孙春华和老乡们赶着毛驴，只能拉开距离，一个接着一个地走。队长在前面，摇晃着小鞭子，赶着一头脖子上挂着铃铛的毛驴。毛驴走动时，铃铛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提醒后面的毛驴跟上。队长时而给驴一鞭子，催毛驴快走，时而吆喝着：“喔、喔！”示意它靠里面走。要是站在村里远远地望向山上的他们，老人们会觉得这长长的送粪队伍，颇有几分浩浩荡荡的气势。

紧跟在队长后面的孙春华，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赶着驴。他看到四周尽是光秃秃的山峁子，没有什么树木，对面山上的阴面，还有尚未融化的积雪，像是一团团被撕裂的棉花，散落在坑洼之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空旷与苍凉之感。他和队长一边走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突然，他想起心中的疑问，问道：“你们为什么把‘劳动’叫做‘受苦’呢？”

队长笑着回答：“额（我）们说的受苦，就是你们说的劳动嘛，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说法，叫顺口了，也就没想着要改。”

孙春华听了，心想：“噢，原来是这样。”接着，他和队长聊了些别的话题后，又问道：“那你们这儿一亩麦地能收多少斤粮食呢？”

“这个嘛，额们可说了不算，得看老天爷的意思。要是雨水多，能收一百几十斤，要是雨水少，也就只能收个几十斤。”

“啊，你们这么辛苦劳作，才收这么点儿，这和我们北京郊区可差远了。”孙春华惊讶地说道，他觉得这里的老乡真是不容易。

“这都算好的了，要是赶上大旱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呢。”队长用力甩了一下鞭子。

“那你们可太苦了。”“哈，所以说，额们都是受苦人嘛！”孙春华后面的社员听到他们的对话，笑着大声插了一句。

队长甩了一个响鞭，不再言语。他望着东方升起的红太阳，扬起洪亮的嗓音，放声唱起《白马调》：“骑白马，跑沙滩，你没婆姨呀额没有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也顾不上……”

孙春华推了一下眼镜，听着这悲切又凄凉的曲调，总觉得十分熟悉，好像和歌曲《东方红》的曲调一模一样呢。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