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人格范式：兼美方为大美（上）
四书是美文。《论语》的简洁、质朴而深邃，《孟子》的雄辩、睿智而大气，早已是有口皆碑；出自《礼记》的《大学》和《中庸》，辞近旨远，篇短意长，《大学》不足两千言，引《诗》12次，引《书》7次；《中庸》不仅引《诗》10余次，而且引用孔子格言多达20余次。如果说《大学》《中庸》是兼美“诗云”“子曰”，而四书则是兼美经史子集。国人读四书，或尊为儒家道统，或奉为科考宝典，而鲜有识其“兼美”者。往深处说，四书的“兼美”不仅仅是对“诗云”“子曰”的集锦撷英、对经史子集的兼收并蓄，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出一种人格范式：兼美方为大美。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朱熹《大学章句序》开篇明义：“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学”有三义：既指一部书，又指古代的学校，还指教学的方法，古代的“大学”，拿着《大学》这部经典，教育学生如何成为“大人”，故朱子对《大学》作章句时特别强调：“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朱子这里说的“大人”，兼具“年龄”和“人格”之双重内涵。古代没有“中学”，只有“小学”和“大学”。8岁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15岁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显然，“小学”是基本技能和知识教育（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专业教育），“大学”则是人格教育，是素质教育，是通识博雅教育，也就是《大学章句》一书中被朱子宗之为“经”（即“孔子之言”）的“三纲领”和“八条目”，其根本目标是如何养成“大人”人格。
《大学章句》的“大人”是四书人格范式的名号之一，其内在支撑是知识性格物致知与伦理性诚意正心的兼合，其外在践行是个体性修身齐家与群体性治国平天下的兼合，其实现途径是从明明德到新民到止于至善的人格之美的追求。作为年龄标识，与“大人”相对的是“小孩”；作为人格名号，与“大人”相对的则是“小人”。《论语集注》所记“子曰”，最为频繁的是夫子告诫弟子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说得最多的就是“君子”怎么样，“小人”怎么样。《孟子集注》也强调要“至大至刚”，要做“大丈夫”。《中庸章句》标举“中庸之德”和“中道之行”，更是有着深刻的人格内涵。概言之，孔子的“君子”，孟子的“大丈夫”，《中庸章句》的“中道”或“中行”，与《大学章句》的“大人”一样，均为人格名号，是对人格的标识，对人格的塑造，对人格美的彰显。四者相兼合，共同构成四书的人格范式。
就“大人”人格的养成而言，在从“明明德”到“止于至善”的途中，最为艰难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除“辟”。《大学章句》：“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依朱子的解释：“人，谓众人。之，犹于也。辟，犹偏也。”喜欢某人同时又知道他的缺点，厌恶某人同时又知道他的优点，天下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多数的人，对于自己所喜欢所厌恶所敬畏所哀怜所傲视的人或事，难免“辟”。辟者失于偏也，偏者失其兼美也，失其兼美则身不修矣。“五者，在人本有当然之则；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审焉，则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朱熹《大学章句》）上述五类偏差，本为人之常情；正因为是人之常情，故“陷于一偏”而失之“辟”者众矣。谚语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做父亲的看不到自己孩子的错误，种庄稼的等不及自己的秧苗抽穗，朱子将这种日常生活现象概述为“溺爱者不明，贪得者无厌”，归结为“偏之为害，而家之所以不齐也”。陷于一偏则身不修，身不修则家不齐，足见“辟”之偏对“大人”人格养成的阻碍和伤害。这正好从反面证明：止“辟”纠“偏”的兼美，对于“大人”人格的培养，对于由“明明德”走向“至善”是何其关键，何其重要。
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
就人格养成而言，《大学》“教人之法”讲“大人”人格如何除“辟”纠“偏”而止于至善，《中庸》“中和之道”则是讲“大人”人格如何追求兼美境界。朱子为《中庸》作章句，首引程子（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偏，不易，正道，定理，皆可视为对兼美之境的表述。兼美之境，亦为中和之境，《中庸章句》首章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育万物而成大美，人格致中和而臻兼美。上一节讲到《大学章句》谈“大人”人格养成，能除“辟”纠“偏”者“天下鲜矣”；《中庸章句》则是反复引述“子曰”，指出中庸人格的致中和而臻兼美有着极高的难度：“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之美，是君子（大人）人格的最高境界，常人很难达到。中庸之难，难于治理国家，难于辞掉爵禄，甚至难于上刀山。唯其难，方为美，故苏格拉底要说“美是难的”（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要达成中庸人格之美更是难上加难，甚至“不可能也”。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临近生命终点，将“从心所欲”与“不逾矩”兼于一身，达成人格的中庸之美。
四书人格范式，中庸包蕴坚强。《中庸章句》在引述孔子论“中庸之难”之后，有“子路问强”一章。孔子说“强”，先讲“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和“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然后四言“强哉矫”：“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朱子《中庸章句》释“矫”为“强貌”（王文锦《礼记译解》释为“坚强的矫矫者”），说这是告诫子路“抑其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也就是兼和“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君子人格，与人和睦相处而又不同流合污，这才是坚强的矫矫者！据《韩诗外传》，孔子与三位弟子（子路、子贡和颜回）同行，夫子嘱门生各言其志，子路的志向是带兵打仗进而救两国之患，子贡的志向是不动一兵一卒而解两国之难，夫子称二人为“勇士”和“辩士”。颜回的志向却异乎二子：“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孔子闻颜回之志而喟然叹曰：“圣士哉！大人出，小人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孔子的意思很明白，有了颜回这样的“圣士”，也就没有子路、子贡什么事了。“圣士”兼合了子路的“勇”和子贡的“辩”而升华为“圣”，兼合了北方之强与南方之强而臻为大美。“圣士”，强哉矫！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称中国哲学与哲学家之人格密切相关，“故凡对于一哲学家之叙说，能表现其人格者，亦可为哲学史史料”。《论语》所叙孔子言行的诸多关键词，如“智”“仁”“勇”，如“恭”“宽”“信”“敏”“惠”，如“三畏”“四教”“五美”“九思”等，均有着丰富的人格内涵从而成为对四书人格范式的构建。《论语》所记孔子关于人格之美的诸多话语之中，最富“兼美”意味的是《雍也》篇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待续。选自《光明日报》2024年12月14日11版，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