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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社普（1917.10-2017.03），广东新会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细胞生物学家、实验胚胎学家和生殖生物学家、中国细胞分化调控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首创无核的网织红细胞杂交模型并以此进行转基因核重建细胞的研究，并提出红细胞分化因子是哺乳类红细胞自然排核的产物的假说，此外有关男性节育药研究论文被视为权威论文，对生殖生物学和细胞药理学做出重要贡献。

薛社普1943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博物系，1947年于同校生物系获硕士学位，1951年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获理科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大连医学院解剖科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央卫生研究院实验生物系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和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人体胚胎学主任、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国际解剖学联合会理事、国际形态科学会委员会委员及WHO人类生殖学男性组评议委员等职。薛社普从事胚胎、生殖生物学及细胞生物学的教学及科研工作70多年，对细胞分化规律及其可调控性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是国家教委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寄人篱下的童年时期：穷困激发上进心

1917年农历9月，薛社普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古井镇竹湾乡的一个华侨家庭。他的父亲常年在海外打工，每隔5年才回家一次，家庭重担全压在了母亲的肩头，在薛社普9岁时，母亲因为操劳过度去世了。挑水、跑腿、务农……9岁的薛社普成为了家里的小劳动力。后来，薛社普被带到了姑母家里，并进入古井小学读书。薛社普学习刻苦勤奋，成绩名列前茅。小学结束时，他是全校唯一一个考上广雅中学的学生。

广雅中学的前身是由清朝两广总督张之洞于1888年创办的广雅书院，当时与湖北自强学堂、两湖书院、上海南洋公学并称为中国的“四大书院”。谁能想到，来自竹湾乡的农民孩子薛社普，吃的比别人差、穿的比别人破、家境比别人穷、9岁才开始读书识字，地地道道的一个泥腿子娃，后来竟然成为这所知名学府培育出的7位院士之一，亦是与杨匏安、吴冷西、郭仲衡等人物一起，成为广雅中学校史上赫然在榜的知名校友。

广雅中学校园环境优美、学风厚重。在上课之余，薛社普很喜欢到校园的山上去念书，接触自然景物多了，他爱上了动植物，对大自然，对生物发生兴趣。学校还安排了丰富的业余活动，各种活动班应有尽有。广雅宽松的育人环境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对薛社普的学习生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是为他今后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七七”事变后，广雅中学被迫迁址顺德，在顺德，薛社普完成了高中学业，并考入了中央大学。

求知若渴的学生时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938年，薛社普进入中央大学博物系学习。大学期间，薛社普将细胞分化调控作为研究领域，这主要受到了王希成教授的影响。王希成教授师从现代胚胎学先驱汉斯·施佩曼，彼时的他刚从德国学成归来，在中央大学开设了胚胎学和动物分类两门课程。在胚胎学课上，王希成教授讲了一个著名的实验，用一根头发把一个受精卵给扎起来，这个细胞就变成了两个细胞，有细胞核的细胞继续分裂，没有细胞核的细胞便不会分裂。薛社普觉得很神奇，开始对这门课程产生兴趣。他经常在空闲时间去找王教授求教，王教授也非常欣赏这个勤学好问的学生。薛社普毕业后，王希成聘任他做助教，并录取他为硕士研究生。薛社普曾说：“我这辈子的恩师有两个，王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1943年，薛社普结了婚，翌年女儿出生，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科学救国”的理想，并于1946年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同乡的帮助下于1947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薛社普品学兼优，各科成绩均为A，由于对实验胚胎学、细胞分化十分感兴趣，在导师保罗·维斯的推荐下，薛社普于1948年辗转到华盛顿大学，投入胚胎学专家、“神经发生学之父”维克多·汉布格门下，开始进行实验胚胎学研究。

汉布格是鸡胚专家，他在学习和生活上都对薛社普帮助很大。薛社普从鸡胚入手，在显微镜下进行脊髓移植实验。鸡蛋不大，鸡胚很小，难度极大，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夜以继日地手术、观察、分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试验，终于在1950年冬，实现了使原先退化死亡的颈段脊髓运动区细胞在新的微环境下存活下来，并分化形成类似胸区脊髓的细胞团区，甚至出现新的Terni节前交感神经柱，证明了神经细胞的生长、退化和分化可在一定条件下予以调控。十几年后，英国发育生物学家约翰·戈登通过实验，成功地将美洲爪蟾的小肠上皮细胞核注入去核的卵细胞，并使之发育成为成熟的爪蟾，打破了传统的干细胞生长不可逆的观点，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细胞和器官生长的理解。这一发现后来被发展为克隆技术，引起世界瞩目，戈登本人也因此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奖。可惜人们不知道，早在1950年的那个冬天，薛社普就已与这一发现近在咫尺。

锲而不舍的科研生涯：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1950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薛社普得知后归心似箭，他暗暗加快了实验进度，终于提前半年完成博士论文。1951年初，薛社普谢绝了有关单位的盛情挽留，在导师的帮助下毅然返回祖国。临行前，汉布格谆谆叮嘱他要坚持科研，执着求索。汉布格的学术成就、坦荡胸怀和不计名利的品格，都给薛社普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回国前，薛社普曾接到老同学的来信，代表大连医学院院长沈其震邀请其回国教授人体胚胎学，同时还接到了其他同学邀请，但与妻子商量后，他还是决定北上大连。在大连医学院，薛社普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不但受到沈其震院长亲自迎接，学校还分配了他一座在老虎滩海滨的小洋楼。

薛社普在大连医学院承担人体胚胎学课程。胚胎学在形态科学中是后起之秀，不如组织学、解剖学发展成熟，且胚胎很小，这门课很难讲。为了讲好它，薛社普想了很多办法。当时的教学资料都来自国外，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教学资料，他亲手绘制了中国人胚胎早期发育图，请绘图员画成挂图，还把许多平面结构变成了立体图形，这在国外也是没有的。这些教学资料，成为后来的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的宝贵财富，代代相传。

1955年，薛社普调到北京，工作重点开始转向科研。一直到“文革”初期，他带领研究小组继续开展的鸡胚实验研究、对“活体质学”的实验评价，以及早期鸡胚发生发育中诱导分化等项目的研究，均取得了国际领先的成果。后来从“五七干校”返回科研岗位后，薛社普接受了配合国策的一项任务——开展男性节育药棉酚的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薛老带领的研究团队最终建立了节育药的动物实验模型，起效评估指标和一整套功能与形态定位、定量、定性的检测技术方法，对男性节育药棉酚，以及其后的雷公藤单体等药物的抗生育作用机理进行了开拓性的系统研究。这项研究分别于1986、1987年获得卫生部及国家计生委的科技进步二等奖，还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人口委员会的高度关注。

薛社普将他的科研工作概括为十个字：“一个思路，两个细胞材料。”一个思路就是“以我为主开展细胞分化可调控性研究”，两个细胞材料是指精子细胞和红细胞。围绕这10个字，他付出了70个春秋的辛苦劳作，坚持“以我为主，不追风”，锲而不舍地用这“两个细胞”探究那些国际热点课题和迄今尚未解决的细胞分化可调控性问题。他还将细胞的增殖、分化、去分化（恶性变）、再分化（恶性逆转）顺理成章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成果体系。对待工作他始终不遗余力、精益求精。

薛社普80岁以后，女儿常常劝他“歇歇”，薛社普写信把女儿批评了一顿：“我现在还能做贡献就要好好做，有一天做一天，有一分钟做一分钟，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2006年，90岁高龄的薛社普仍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2010年，93岁高龄的薛社普，又起草了一份课题申请书：《细胞增殖与分化及癌变的研究》，继续推进对“浓缩因子/去浓缩因子和去核分化因子（EDDF）”的探索。

薛社普教授一生共发表科研论文200多篇，1985年获国家计生委科技建设二等奖，1986年获“五一”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攻关成果二等奖，1986年、1988年、1991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他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细胞生物学分册》《组胚学与组织学基础》，与他人合作主编《细胞学进展》《男性节育药棉酚的实验研究》《中国人胚胎发生发育图谱》等学术著作。他从教60载，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培养研究生，共培养博士硕士生30余名。毕业研究生中获美国Fogorty国际研究奖学金者2名，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奖1名，获科技进步二等奖者4名，获第四届全国青年科技奖者1名，获青年科技基金资助者2名，“863”基金资助者1名，有数位毕业生已在国内成为教学科研的负责人、教授、主任；有些在国外担任单位主任和副教授等。

薛社普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对科研锲而不舍的追求和热情，将会永远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大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