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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刘怀荣教授长期致力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国诗歌与诗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由他主持完成的《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荣获“第 36 届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也由此获得 2024 年度“校长特殊贡献奖”。应校报编辑部的约请，刘教授接受了该院2024 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程诺的专访。

立足民族文化本位的大文学史观

程诺：本书从项目启动到出版经过了 18 个年头，请您介绍一下这项时间跨度非常长的研究工作好吗？您缘何开始了这一项目？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刘怀荣：本书是赵明先生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3）和《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两部著作的续编，是我还在青岛大学文学院工作期间完成的。《两汉大文学史》出版于 1998 年，从2001 年开始，在赵明先生的鼓励下，我们开始组织筹划《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的撰写工作。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在文学院的支持下，由我执笔起草，以学院名义向校领导提交《关于启动青岛大学大文学研究中心的请示报告》，得到了徐建培校长的高度肯定。尽管校长的意见未能真正落实，我们当时还是深受鼓舞；二是由我邀约初步确定了课题组各编的作者；三是为了推进项目相关工作，2003 年 8 月间，文学院举办了校内外 20 余位学者参加的“大文学”研究讨论会。我在会议发言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近百年中国“大文学”研究及其理论反思》（《东方丛刊》2006 年第 2 期，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理论》2006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一文，即是我当时对“大文学”的初步思考。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不少，最主要的是缺经费。2009 年初稿基本完成后，我先后联系过多家出版社，都被婉拒。2010 年我申报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获批为当年 10 个重点项目之一，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2017 年我调入海大后，继续校订书稿。2019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程诺：这本著作的书名是《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请问“大文学”应该怎样理解？与西方“纯文学”的观念有什么区别？

刘怀荣：按我的理解，“大文学”是立足本土、切近中国文学实际，与西方“纯文学”有较大区别的文学概念。中国文学与实际现实需求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发生期甚至后世，均具有突出的实用功能。如用于朝廷政务的章表奏议，用于祭祀的祭文祭歌，用于祖道送别的祖饯诗，在葬礼上演奏的挽歌诗，写给家人友朋的书信，以骈文形式呈现的决狱判词等等，都是为某一现实需求而作。因此其文体种类繁多，如《文心雕龙》从《明诗》至《书记》20 篇，论及 30 余种文体。其中不少文体的实用性非常明显，这是西方文学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纯文学”四分法所无法涵盖的。如果按照“纯文学”观念衡量中国文学，发挥实用功能及无法纳入四大文体的作品都将被排斥在外，而无法进入文学史范畴。这势必大大削弱乃至扭曲中国传统文学，导致文学史景观残缺不全。

大文学与文体史视野下的文学专题史

程诺：本书与《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两部著作相比，在体例、研究内容和思路方面有无变化，可否简要介绍一下。

刘怀荣：立足民族文化本位、回归中国文学实际，是三部大文学史共同的努力方向。《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两部大文学史，均以特定文体单列一编，在文体史背景下梳理文学的发展演变。同时特别重视揭示文学与文化浑融共处及其文史哲互渗互动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在继承这一体例和研究思路的同时，根据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新特点，进一步将文学发展置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的相互关系中，探讨文学与历史、玄学、宗教、艺术等的互动；关注制度风俗、社会政治变化中的娱乐化特征与文学的相互影响；剖析文学类型趋于定型与不同文体间破体拓展现象的双向驱动力对文学的制约等。

程诺：与以往文学史相比，这项研究成果有哪些不同和创新？又有哪些独到的理论思考？

刘怀荣：从“大文学史观”思考文学史问题，是本书与已有同类文学史最大的不同，其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的重点问题有别于传统文学史。与以往文学史著作关注文学自身发展历史，主要以时间为序，从作家、作品入手展开文学史叙述不同，本书在立足“大文学史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中国文学的实际特点，把文学与社会、文化、政治、宗教、艺术等的相互关系，纳入到文学史研究中来。在叙述方式上，重点关注的不是单个的作家、作品，而是以文体为经，以相关的专题为纬，把对某些专题的深入探究作为突破点，在每一种文体下，以该文体发展历史中的一系列重要专题为研究重点，把文学专题史放在第一位，在专题研究的前提下，再考虑文学史的发展，不求面面俱到，但求重点深入和突破。

二是理论视野有明显的扩展。与以往的文学史不同，本书更多地考虑的是在相关专题下，作家、作品具有怎样的特点？这些特点与社会文化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如从地域文化与诗歌这一专题切入，探讨的是不同地域背景下诗人创作各自的特点及同一地域环境中诗人创作的共性等；从史传文学与政治制度之关系出发，士族政治造成史传人物范围、类型缩小及家谱家传兴盛等特点，就进入我们的研究范围。诸如此类的问题，使本书在理论视野上明显地有了多方面的拓展和深化。

三是探讨的文学体裁比以往文学史更丰富和深入。以往的文学史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主要围绕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几种文学体裁展开。本书则充分考虑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对以往文学史重视不够的骈文与史传文学，各单设一编进行系统全面的讨论。其中对若干专题的研究，均为传统文学史研究没有涉及或未曾深入探讨的内容，具有明显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四是对以往文学史著作忽略或者深入不够的问题，有更深入的探讨和全新的推进。如诗歌编的“文人生活方式与诗歌”，辞赋编的“魏晋南北朝辞赋与艺术”“魏晋南北朝的特殊赋体”（七体、设论、连珠），散文编的“魏晋南北朝散文写景纪游功能的拓展与强化”，小说编的“小说娱乐性的发现和谈嘲之风”“志人小说与六朝社会”及“魏晋南北朝戏剧”等章节，大都是以往文学史因体例等原因不甚关注，或者偶有涉猎却并未做深入细致论述。对这些问题系统深入的研究，使本书的研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自己的独特性。

“大文学史观”和回归中国文学实际的立场，也使本书能够对传统文学问题做出新的理论思考。

其一，自从唐代以来，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尤其是南朝文学，从诗教的立场多有否定。本书通过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研究发现，这一历史阶段脱离诗教的那些诗歌、歌诗、小说等作品，如果从游戏和娱乐的角度来观照，实有其独特意义和价值。这些游戏娱乐之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说唱文学、戏剧文学，也提示我们对这些作品需跳出“诗教”藩篱重新认识。

其二，本书对文学与社会文化（包括玄学、文人生活、宗教、艺术等）关系的探讨，及在此前提下对文学抒情模式、主题、题材及艺术表现等方面特点所作的新阐释。在以往同类著作的基础上，从系统全面和细致深入两方面有所突破。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其三，本书自觉地从大文学史观的立场出发，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所作的探索性研究，对于摆脱西方纯文学的文学史模式，回归中国文学民族性和本土化，正确认识魏晋南北朝文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其四，本书在广泛吸收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或补前人研究之不足，或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新说，或开辟拓展前人未曾关注的新领域、新论题，从多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有新推进，其中的一些结论，对于文学史研究有重要学术意义和参考价值。

程诺：本书的最后一编为“文学思想的自觉与深化”，请问为什么要在书中设置这部分内容？

刘怀荣：有关“文的自觉”的时代问题，学术界的争论已持续近百年，学者们多主魏晋说，但也有主汉代说，甚至西周说者，至今未能达成共识。主流观点以为“文的自觉”即是向纯文学的迈进。本书通过诸多专题和个案的研究发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各种表现形态高度融合，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本阶段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发展的实际状况，与传统“文的自觉”说有诸多不尽相合处，其实际发展更为复杂，用“文的自觉”来概括或失之简单。因此，对魏晋南北朝是“文的自觉”时代这一流行已久的传统学术命题，有必要从大文学的立场进行重新思考。这是本书设置“第七编 文学思想的自觉与深化”的初衷。

教研结合，慎思笃行

程诺：在十几年的研究过程中您有什么学术上的体会？您觉得作为学生，我们应该怎样进行科研活动？

刘怀荣：我自工作以来，一直就职于高校，主要工作是教学。我的体会，一是学术研究要与教学相互为用，相互促进。因为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能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事半功倍；二是设定目标，笨鸟先飞，持续努力。人文学科的学习和研究，没有什么捷径，不外多读多思多写。

硕士生、博士生阶段，是人生难得的全职学习期。如何开展科研活动，每位同学肯定也有自己的体会。在我看来，制订可行的规划之外，《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话，讲得最为精辟，值得我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