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的形成历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先秦时期就有“夷夏之辩”的说法，最初的“夷夏之辩”，实际上是华夏族对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和对外族内迁的危机感的产物。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再提出的“夷夏之辩”时，这个词已经附丽了大一统环境下的新意义，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华夏认同与仡佬族民间文学
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正诞生在华夏居中、“戎夷”分布四方的“五方之民”的观念下。华夏认同真正超越了族类语言、习俗的认同，上升到更高层次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是在辽宋夏金元民族大迁徙的时期。当然，华夏认同观念的形成需要一个核心去吸引其他不同的文化凝聚。费孝通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
这种文化吸引的表现体现在文学史的发展上。汉民族文学史的发展引导着华夏民族文化的主流。这是因为汉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中有着超然的地位，而少数民族拥有的文化影响力在地域范围上逐渐变得局限。仡佬族在殷商及先秦时称为“濮”，同时，殷商时期，濮人曾参与过周武王伐纣的牧野盟誓，一直到战国时期，濮人都因为其人口众多、支系复杂、分布广阔、势力强大而一度在西南地区的族群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战国以后，因为中原势力的入侵和民族的融合，濮人的生存与文化空间逐渐被压缩，最终退缩到黔北东北部的大山生存繁衍。
我们从仡佬族的文学史里，可以找出各民族对宇宙产生、万物起源的相似的哲学理论。比如，汉民族关于宇宙起源的第一个神话是盘古开天，苗族传唱着的也正是《开天辟地》，仡佬族写下的传说是《无限制地》，彝族、布依族也都有着相似的《天地生产》和《赛胡细妹造人烟》。这些是证明文化认同的影响和观念传播的证据，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就有着血水相容的亲密联系。各民族之间当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属性和特色。这些独特的属性和特色被他们写进了自己的文学里，成为了研究各民族独特文化的藤蔓和脉络。
仡佬族的民间文学就很好地彰显了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仡佬族生长在连绵的大山里，对自然有着一种出乎于本能的崇拜与热爱，这样的情感也体现在了他们《竹王传说》《兄弟赶山》等故事里。同时，也因为生存繁衍之地特产的矿物资源，而产生了对劳动、祖先和宝物的崇拜，这样的崇拜另外体现在了“宝王”的故事里。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因为生存环境的不同各自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苗族没有文字流传，于是为了将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故事就写在了他们的衣服上，传播在山川河流的歌声里。这些故事记载着苗族人民在迁徙中砍伐山林、开田耕种、驱逐毒虫猛兽的历史。《阿诗玛》被撒尼彝族人民称为“我们民族的歌”，体现的即是撒尼彝族人民的婚嫁习俗观念与“断得弯不得”的民族精神。
民族交融下的仡佬族文人文学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各民族必然的在历史中不断地交融，文化不断地交流，而各民族的凝聚力逐渐加强，文化吸引力越来越大，我们可见的是少数民族中也出现了不少汉化痕迹明显的文人作品。仡佬族由于很早以来就使用汉文，与汉族接触又较为密切，因此很自然地会产生以汉文学体裁来表达的作品。仡佬族文学的发展中，涌现出不少的优秀文人，如费道用、申祐、聂树楷、寿生等人。这些仡佬族的文人身上带有一种在汉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交会中的韵味，虽然是写作汉文体裁的诗歌和文章，但是却体现着少数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气息。
仡佬族是生在山里的民族，对山水有着一种自然的崇拜和热爱，几乎可以说，仡佬这个民族的吐息，就带着山水味。如费以矩写的《山居漫兴二首·其一》：
久住山中未计期，风光于我最相宜。
水心似狷曾无染，山意如狂不受羁。
筑室溪中围薜荔，缓行洲上捋江离。
天留岁月须消受，一曲沧浪我自知。
该诗中，作者热爱自然、纵情山水的情绪可见一斑。事实上，在仡佬族文人的诗歌作品中，自然、山水、草木、隐逸的元素是非常常见的。到了近代，仡佬族人的文学中更承载了一种历史的责任。
聂树楷的诗歌中对贵州地区人民受到的苦难、军阀混乱时期的历史现象作出了文学的表现与评价。这与当时汉族的文学方向是相重合的。我们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发现，在历史发展的历程中，中华各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这种对于民族命运的指向和重合，也能在仡佬族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发现 ：寿生的文学生涯是短暂的，但是因为他“暴露了内地”许多黑暗的“方言小说”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产生了相同的历史频率，于是在推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品中，各少数民族的文人作家都对本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命运有着深切的关注。
这就显现出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影响，而这样的影响正是在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中体现的。
“自己的文学”与“汉化的文学”
分析仡佬族的文学史，他们的文学是分别在“自己的文学”与“汉化的文学”中体现的。“汉化的文学”是以受过汉文化教育的仡佬族中上层出现的文人文学为代表 ；在文学体裁的表现和使用材料的选择上，“自己的文学”是以生养在仡佬民族里的民间文学为代表。前者是仡佬族在华夏认同影响下自然而然的文化趋同，后者则是在受到其他民族文化影响下对本民族文学和文化的保留。
“汉化的文学”是否仍然具有本民族的内涵特性呢？何其芳指出 ：“判断作品所属民族一般只能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依据。”表面看来，“汉化的文学”仍属于民族文学，是作家民族成分的缘故。实际上我们还需要从作品体现的民族意识来看。“民族意识，本来就是指民族群体的自我意识，或者说一民族对自我环境，自我生活，自我与非我的关系等意识。”作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使得作家作品仍然是属于本民族的意识体现。少数民族作品的异化，更是其文化在华夏文化认同影响下历史的真实表现。
当然，因为最初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作为载体的文学也有着地域的局限。越脱离本民族的文化圈而靠近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圈，作家作品中的本民族属性就越淡，而受影响的文化属性就越重。如今，交通和网络的发达拉进了各文化圈的距离，少数民族的文学和文化也日趋在被重视和挖掘。
余论
我们研究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不仅是追溯中华文脉多元一体的历史，也是在摸索各民族文学的多元性下所流淌的交织交融的文化历程。
华夏文化认同吸引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凝聚，使中国成为了一个有着丰富多彩民族文化的国家。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又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发展，追溯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汉民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产生的吸引和交融，在这样的交流交融中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最终共同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在形成过程中，各民族的血脉相连，文化共享和命运与共无不彰显着——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文化组成，又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作者系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2024级学生、湘江诗社社长。指导教师 ：唐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