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 - 《曲阜师大报》
儒家思想融入青年大学生养成教育的哲学思考
作者：□庞世伟 陈文殿
2024-12-31
浏览(19)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伦理精神、道德理念、教化思想等人文精神，不仅“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而且为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高校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供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其主要包含反省慎独的自我修身方法、有教无类的个性德育方法、言传身教的榜样德育方法、以文化人的熏陶德育方法、知行合一的养成德育方法等，必然为新时代大学生的养成教育实践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价值。
一、用“反省慎独”德育方法提升青年大学生的自我修养
儒家在德育过程中格外注重受教育者自我修身的问题，并总结出一套反省慎独的自我修身的方法。一方面是反省或者自省，就是从自我的思想意识、言论行动等各方面去审视自己是否遵从道义原则。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君子犯了错误往往反省自己的原因，小人却常常归罪他人。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如果关爱关心别人，可是别人却不肯理解，甚至误解自己，那首先应当反躬自问，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正如古希腊德菲尔神庙的神谕所言：“认识你自己”，“凡事无过度”。可见，反省是中西伦理文化普遍的理性和智慧，君子或者贤者要通过时时内省不疚，才能逐步完善修养以成就高尚德操。另一方面是慎独，就是指在个人独处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时时防止错误思想及私欲，保持善良的正念。《中庸》说：“君子慎其独也”，虽处“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谨言慎行，追求道德规范”（《礼记·中庸》）。慎独表明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对“道德律令”的敬畏之心，是儒家君子一贯秉持的操守。朱熹则提出“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宋史·朱熹传》）的方法论，“穷理致知”是学习提升道德素养，“反身践行”则是践行反省道德良知。再如“处世当无愧于心”的宋代袁采、“致良知”的明代王阳明、“不畏人知畏己知”的清代叶存仁等，无一不是反省慎独、追求道德自律的典范。
为此，针对部分青年大学生具有比较懒惰与拖延的不良习惯，以及道德观念、道德自制力较弱的特点，借鉴儒家 “反省慎独”德育方法提高其自我修身的内在动力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一方法可以帮助青年大学生养成自我修身的习惯，摆脱外界不良诱惑对自身的控制力。即使在自己独处的情况下，也应该做到善于反省自我、做到内心坦荡，与外界监督毫无差别，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道德修养，提高自我慎独力，不断自觉地完善自身道德观体系。
二、用“有教无类”德育方法培育青年大学生的道德人格
孔子是最早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并贯彻这一原则的教育家。他主张即不分贵贱贤愚，对各类人都可以完美人格教育，或者原本是“有类”的人，比如有的智、有的愚、有的孝顺、有的不孝，但通过教育却可以修成完美人格。先是循循善诱的启发式德育方法。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他强调要根据弟子的不同特点采取与之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教育内容。孔子又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学生在想明白道理并能完善表达出来之前，不要去启发他；如果他不能举一反三，就先不要往下进行了。孟子说：“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孟子·尽心上》）亦是对“启发教育”的阐释，君子在射箭的过程中只做样子，激发学生尝试的愿望，以此达到引导的目的。宋代朱熹解释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也；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也。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明代王守仁则提出了“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的循循善诱的德育方法，通过循序渐进的美育方式陶冶青少年的道德情操。还有因材施教的德育方法。例如，孔子在“孝”道的问题上，针对孟爵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等四人的不同认识，给予不同的启迪式回答。孟子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可见，孟子依据学生的个性差异提出五种不同教育方法，这正是因材施教方法在德育教育中的体现。南宋陆九渊认为，根据“人之资质不同”，在德育过程中应采取不同的教育内容与手段。明代王阳明则提出“人要随才成就”，强调针对青少年的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在寓教于乐中培育其道德人格。一言蔽之，正如朱熹所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此，针对部分青年大学生较为自由散漫，以及个性强、服从意识较弱的特点，儒家 “有教无类”德育方法就具有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例如，孔子教育弟子首先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努力达到仁的道德标准，然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的这一“以美促德”的乐教与礼教、美育与德育相结合的方法，对提升青年大学生的道德情操，进而实现审美人格与道德人格的完美统一，无疑具有很现实的实践指导价值。
三、用“言传身教”德育方法树立青年大学生的道德榜样
所谓“言传身教”，就是用自己的语言教育人，用自己的行动带动人，用自己的做法感动人，用自己的表现启发人。庄子曾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言传即用言语讲解、传授；身教是亲手示范、以身作则；形容苦口婆心地说，手把手地教。孔子强调教育者要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孔子反复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颜渊》）孔子可以说是“言传身教”的楷模，甚至将教育融入生活细节之中，他严格要求弟子：“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孟子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孟子·万章上》）就是说，自身不正就失去了正人的资格和能力。荀子继承孔子德育方法，并很好地运用了身教示范的方法，他指出“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荀子·修身》）强调教师首先要身正仪端，才能身教示范。汉代董仲舒提出：“先王显德以示民，民乐而歌之以为诗，说而化之以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春秋繁露·卷九》）他认为统治者做到仁德，成为百姓的楷模，百姓则会追随统治者的足迹，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宋代朱熹提出：“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把身教示范的方法运用到实践教学中，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修养。可见，儒家在教育传统中一贯提倡为人师表、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将道德要求运用到实践中，成为学生效仿的榜样。
为此，针对部分青年大学生普遍存在对道德灌输、伦理说教比较逆反的心理特点，儒家“言传身教”的德育方法可能会产生更好的育人效果。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是给学生传授知识的，但更重要的是教学生如何做人。实践证明，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德育方式。教师要时刻牢记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影响学生的成长，要树立做人的威望和道德模范，以人格魅力令学生敬佩，才能积极地影响和教育学生，使他们健康地成长。
四、用“以文化人”德育方法熏陶青年大学生的品德素养
孔子认为，文化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提出要选择有仁者的地方居住，经常受到仁者熏陶，这才是明智的选择。例如，为了培养孟子的良好品德，孟母曾三迁居所。荀子非常看重后天的环境对人的品德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意思是蓬草生长在丛麻当中，不须扶持就长得挺直；白沙和在黑泥里面就同黑泥；而人的道德培养更是如此，“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劝学》）荀子还特别重视个人情感体验与满足在道德养成中的反作用，他说：“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荀子·礼论》）另外，选择朋友也非常重要，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可见，朋友的良莠对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为此，孔子还强调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问，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提出要和正直、诚实、见闻广博的人多交朋友，而要远离奉承、谄媚、圆滑善辩的人，甚至提出“无友不如己者”，强调人们不要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梁漱溟先生指出：“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知，而以情感为其根本。”可见，儒家非常重视对居住环境和朋友的选择，强调文化环境熏陶和道德情感体验对学生道德修养的潜移默化作用。
为此，针对部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和道德观缺乏认同感的特点，用儒家“以文化人”德育方法可以更好地熏陶教化学生。高校德育过程既是一个道德文化的传承、道德精神的培育过程，更是一个润物无声的道德情操的陶冶过程，而儒家文化所蕴含的仁爱崇德、忠诚担当、刚健自强、注重乐教、以美促德等核心德育理念等，都可以为青年大学生德育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指导方法。
五、用“知行合一”德育方法养成青年大学生的美德善行
关于知与行的关系，据载商王武丁曾说过“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古文尚书·说命中》），反映了先秦已有 “知易行难”说。孔子明确强调：“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是主张“以行为本”的德育知行观。子思进一步发挥孔子“知行”观，他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礼记·中庸》）这是明确将知行问题作为修身治国的根本。他又提出了“知行相资”的实践观，说：“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礼记章句·中庸衍》）荀子直接提出了 “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的命题，可以说是德育“知行合一”说的进一步阐述。朱熹提出了“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先行重”说（《朱子语类·学三·论知行》）；陆九渊明确提出了“致知在先，力行在后”的观点。王阳明则进一步提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卷上·门人陆澄录》），是最通俗易懂的“知行合一”说。黄宗羲继承发展了王阳明观点，强调 “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工夫”（《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序》），从而把王阳明的“致良知”改造为“行良知”，建立了比较系统的道德“力行”哲学。可见。儒家一贯重视“知行合一”德育方法，促使受教育者在“知”的基础上实践道德准则，在实践过程中把握“知”的道德内涵，使之在日常生活实践自我养成良好道德。
为此，针对部分青年大学生普遍具有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性格特点，甚至个别学生存在夸夸其谈、言行不一的行为表现，用儒家“知行合一”德育方法可以更好地纠正其行为偏差。在学校养成教育实践中，注重与青年大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相结合，鼓励他们在做人行事方面做到言行一致，切勿说一套做一套，引导他们把认知与践行统一起来，对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心存敬畏之心，自觉做到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本文原载于 《陶行知学刊》.2024(04)，作者庞世伟系齐鲁理工学院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陈文殿系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