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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九五后”，我从未见过田先生，只能通过老师们的言谈对他有些许了解。田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位一直屹立在学科顶峰的大学者，他的《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探》奠定了我们今天对秦末至西汉中期、三国、东晋、北魏早期历史脉络的基本认识。这次读《秦汉魏晋南北朝简史》，让我对这位大学者构筑起那片崇山峻岭的过程，增添了几分认识。

本书是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中国史纲要》是1961年由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编写，作为高校文科中国通史教材之用的。全书初为四册，第二册魏晋隋唐部分，以及第三、四册先后初版于 1962 年至1966年。第一册虽然迟至1978年定稿，但其中的秦汉部分也是在“文革”之前写成的。后来，

《中国史纲要》经历过1994年、2006年两次修订，主体内容变动不大。因此《秦汉魏晋南北朝简史》中的观点，基本可以被视作是田先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形成的。

当时田先生的大多数论著尚未发表，但有相当部分日后将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文章已经在酝酿中。他在《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的自序中，这样叙述编写《秦汉魏晋南北朝简史》对自己学术人生的意义：

我在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史教材这项上面抓得很紧的任务中，潜心编写古代史的两大段落，利用时机补读了一些早该阅读的书籍。这是难得拥有的平静思考而又感到充实的几个年头，……设想沉潜做专题研究工作，逐步推出专题研究课程，酝酿写出研究文章和著作，重新开启自己为学之路。

在近年发现的一份遗稿中，田先生也写道，他在这一阶段“积累了相当一些问题，获得了一定素养，实际上为‘文革’以后搞研究打了底子”。旁注提到自己在“文革”以前的读书、思考集中于两段时间，其中“1961至1964调整时期挨批以后”就是编写本书的阶段。（《一位学者的学术自传》，载于《读书》，2022年第8期）

我们能从《秦汉魏晋南北朝简史》中看到不少田先生名篇的雏形。第 71-72 页指出，汉武帝晚年由帝国扩张政策转向“与民休息”政策。这是关乎西汉一朝政治走向的重大论断，后来在《论轮台诏》中得以充分阐发。第177页指出，刘焉、刘璋父子保据益州和刘备征服刘璋之后，各自所统部众和益州土豪（蜀汉时期还要算上刘璋旧部）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后来在《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中将其概括为新和旧、客和主的分野，从统治集团组成状况的角度揭开了蜀汉政治史的根本线索。第256页分析了陈敏过江之所以败、司马睿过江之所以兴，是后来《释“王与马共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中古士族研究中曾流行一种“婚宦”模式，由婚姻制度或选官制度切入。阎步克教授说《东晋门阀政治》的一大创获是在通婚、仕宦之外，从动态的政治斗争中，揭示门阀是如何凭借其政治军事实力，具体来说是对主力军队和军事重镇的控制，得以与皇权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皇权的。（《田余庆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对我的启迪》，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 5 年 1月 1 1 日）“专兵”是东晋门阀士族区别于南朝门阀士族的特点，构成了“门阀政治”的基本条件。这种对东晋门阀士族特点的清晰界定，其实在《秦汉魏晋南北朝简史》中就有论述。在第275页中写道：

“南朝门阀士族不能胜任武职，因此他们的地位就得不到如同东晋门阀士族那种武力保护，事实上不得不听命于掌权的较低层次的士族。”在《秦汉魏晋南北朝简史》中，田先生展现出了对战争性质问题的异乎寻常的关注。第261-262页称在淝水之战中，

“前秦的南侵师出不义”，且前秦内部隐伏着深重的民族矛盾。第246-247页将隋灭陈之战定性为争取统一的战争，认为此前“南北对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质完全消失”。后来《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延续了这种看法，将淝水之战的主要性质判定为民族入侵战争，并指出只有在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民族融合大大加深，南北战争的性质才有可能发生根本转变。这一论断对我们认识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关系，尤其是北魏承前启后的地位，具有重要价值。

这一时期，田先生展现的敏锐的问题意识随着此后思考的日趋成熟，最终结出华章。第 16 页将秦末战争区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即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战争和刘邦、项羽之间争夺国家统治权的战争。那么此两个阶段、两种性质之间是如何转换的呢？直到马王堆帛书出土，受《五星占》中张楚纪年的启发，《说张楚》指出形成转换的内在条件就包含在陈胜、张楚反秦的称号之中。张楚在灭秦、立汉之间的重大意义，由此被揭橥了。陈苏镇老师说《说张楚》和《论轮台诏》攻克的是秦汉史的两个制高点（《田先生的研究具有典范意义》，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 5 年 1月1 1 日），这不是吹捧。

田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在政治史，这是他对自己严格要求、精密计划的结果。“文革”结束后，他已年逾五旬，自忖“能拼搏的时日毕竟有限，必须量力而为，心无旁骛”；内心定下了几条规则，其中“特别是在研究范围方面不容扩充”。（《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自序，万卷出版公司，201 1 年）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简史》来看，其实田先生对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诸多问题也有深入思考。比如魏晋以来玄学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汉代社会所奠定的儒家伦理和价值体系。可东晋以后，玄礼双修的现象非常普遍，当时著名的玄学家往往深通礼制，礼学专家也往往兼注三玄。第275页指出东晋南朝礼学发达的原因，是门阀士族极力装饰所谓“礼法门风”。这就从学术演进的外缘，对看似矛盾的玄礼双修现象提供了一个分析角度。

可以看出，田先生早年的学术关注点主要在秦汉魏晋，不及北魏。他自述虽然撰写《秦汉魏晋南北朝简史》时，“感到所写成的这八百年历史书中最为薄弱的部分，无过于东汉和北魏”；但真正投入到对北魏史的研究中去，是在20世纪90年代了，其直接动因是在此前后，田先生有8名博士生的选题定在北朝，“如果不跟着他们转，就很难起释疑解惑的引导所用。”（《我与拓跋历史研究》，载于《学林春秋》二编，朝华出版社，1 999年）再结合本书原是教材这一点来看，可以说田先生终其一生，科研都是为教学服务的。他说“教师最主要的任务是教书”，（《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自序）“最信守教学相长的原则”。（《耄耋之年话教书——访历史学家田余庆教授》，载于《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2009 年 9 月 24日）田先生的这种信念，是本书能串联起他学术人生的深层原因。

或许在某些传统中，学生不该过多议论老师。但对于北大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师生而言，分析自己的老师却是一门严肃的功课。我的老师们时常谈起田先生，揣摩他析疑驭文的手段，效仿他应物教人的本事，学风由是得以传承。想要对此有进一步体味，请读一读《秦汉魏晋南北朝简史》。

（作者为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