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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湘雅学习、工作的十三年，是我人生最关键又最难忘的岁月。
       我是1963级的学生，1963年8月入学湖南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前身）。那年学校共录取了三百名新生，编为两个大班十个小班，我被编入63级4班。
       五十年代后期学校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受到很大冲击，1961、1962年停止招生。我们那一届同学是在湖医经历拔乱反正、制订了“十年规划”，要恢复湘雅严谨、严格办学精神的形势下入学的。全校上下充满要打一场“翻身仗”的气氛。开学典礼上，院党委书记苏野就语重心长地勉励我们：63级是“十年规划”的第一批学生，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为了恢复湘雅雄风，院领导按“十年规划”为我们年级安排了最雄厚的师资阵容，各学科的理论课都由教研室主任等资深教授或副教授主讲。三尺讲台之上，生物课摩尔根弟子卢惠霖教授那鹤发童颜的学者风范，有机化学课美国科学促进会“金钥匙”得主谢祚永教授的睿智风趣，人解课史毓阶教授的简洁明快，病解课易涵碧副教授的生动活泼，内基课王振华副教授的严谨不苟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任课老师们对我们倾尽所学、谆谆教诲、严格要求，还时不时在课堂上发动“突袭”，来次临时小考。据说还对标中山医学院，将那边的试卷拿过来考我们，评分时要先扣十分后再从严计分。
       同学们也不负众望，不忘“十年规划第一批”的责任，学习上特别主动刻苦，尽管那时学生食堂的伙食办得特别好，但同学们在晚餐时都顾不上欣赏舌尖上的美味，匆匆几口扒完饭，就直奔图书馆去抢座位自习。上人体解剖课的那两个学期，同学们在晚自修时都争着去解剖楼，不顾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反复观察，细心比对各种标本，直到技术员在闭馆前反复催促才肯离开。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任课老师都高度评价63级这届学生是湘雅更名湖医后，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学得最扎实的一届。
       遗憾的是，我们年级在进入临床课学习时遭遇“文革”，而在1966年6月被迫停课。但同学们仍不忘初心，深知庸医误人，没有过硬的临床课知识和技能就无法履行医者职责。在学院的教务系统已经瘫痪的情况下，同学们自发组织起来，主动联系临床课老师和实习医院，将临床课教学和临床实习两阶段并为“一步走”，在1967年底率先复课，使我们在毕业分配前有了十一个月的临床学习时间，为本科学习画下了还算过得去的句号。
       1968年11月底，在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我们63级毕业生，除二十多人分配到基层厂矿外，其余全部下到湖南农村的公社或地区医院，在最简陋和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同学们发扬在母校养成的“求真求确，必邃必专”的湘雅精神，兢兢业业工作，很多都成为当地医疗单位的业务骨干。
       1978年10月，我从湘西的国家级贫困县保靖县回到阔别十年的母校，成为湖医在“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三十八位研究生中的一员。当时，同学们在学习上都攒足了劲，要大干一场。特别是十三位从“老、少、边、穷”地区最基层的医疗单位考上来的“老五届”同学，他们上大学时都是同届学生中的佼佼者，但在最富创造力的年岁却没能得到专业发展上的条件和机会，过了“而立”之年才来重新“充电”，所以都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
       我入读的是医学细胞遗传学专业，入学时的导师是卢惠霖教授、伍汉文教授和夏家辉副教授。从十五年前读本科时的“十年规划第一批 ”，到读研时的“文革后第一批”，在两次拨乱反正的转折关头，我都幸运地抓住了机会。
       我们进入实验室后，指导老师夏家辉是基础部有名的“严”师。我们上的第一课是洗瓶子，那时国内还没有一次性的细胞培养瓶（就是有，恐怕也买不起），我们所用的外周/脐带血细胞培养瓶都是从临床科室收来的原来装青/链霉素的小瓶子，用肥皂水刷洗后再用清水冲洗，还要放在“王水”中浸泡，最后用流水冲洗八次才可以用。夏老师亲自示教以后，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同学三人，每人值班一周，但他会来严格把关，看到瓶壁上有一小滴残留水珠都会要求重洗。
       我在做毕业课题的实验部分时曾一度陷入瓶颈，因为要建立一种新的实验方法：将细胞遗传学的两种实验技术——显带技术(G-banding)和姊妹染色单体互换(SCE)技术结合起来。此前文献中没有先例，完全要靠自己摸索，难度大、进展慢，压力可想而知。最后一个月几乎每天我都在加班加点赶进度，那段时间每晚最后回宿舍的一定是我和生化的研究生刘德培。经过这次读书生涯中最疯狂的冲刺，我终于通过了最后的“压力测试”，毕业答辩获得优秀的评分。
       记忆中，事后总结教训，还是当初没有经验，在课题设计时忽视了做“预实验”这一环节。但摸索建立新实验方法的这段经历也使我收获了做科研的底气和信心。1992年我在做卵巢癌染色体结构畸变分析的研究课题时，就沿袭十一年前建立新实验方法的思路，在同一块经过染色体显带技术处理的标本上用不同荧光探针连续进行原位杂交，提高了肿瘤染色体分析和染色体病诊断的准确性。这种G-banding + FISH的方法当时在文献中也无先例报告，算是一个小小的创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