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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入冬的前一天，在经历了冬春夏秋的漫长等待之后，我终于拿到了散发出油墨芳香的《特色修辞学》；虽然没有一点激动，却难掩“添丁进口”般的喜悦。

《特色修辞学》的出版，实现了我的夙愿。选择“特色修辞学”这一课题，针对的是中国修辞学界长期忽视非语言要素修辞研究的不足，目标是构建符合汉语修辞实际的科学的汉语修辞学。正是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完成的《特色修辞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构建了语言要素修辞与非语言要素修辞各自独立、又相互渗透的汉语修辞学体系，它是我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修辞思想的影响下长期思考、深入探索的结晶，也是对《修辞学发凡》的继承和发展。而今，夙愿得偿，怎能不高兴地喝上几杯呢？！

2021年，是拙著的撰稿年。这一年仲春，在该书的《写作提纲》拟出10年之后，在发表数十篇非语言要素修辞学论文、出版多部非语言要素修辞学专著和长期修辞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才有了动笔的冲动。提笔写作时，该书在我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清晰的雏形，仿佛躁动于母腹中的胎儿。

这一年，我一有空闲就马上进入写作状态，愉悦的脑力劳动与轻松的家务劳动常常是无缝衔接。有规律地写写停停，无压力地劳逸结合，轻松得跟玩一样，从未出现过无法下笔、边抽烟边冥思苦想的状态。那时，撰写一节，就打印一节，再修改一节，自然如行云流水。岁月按它的方式流逝，书稿依我的心愿增多。到年末，20多万字的小书就顺利完成了初稿。

2022年，是该书的改稿年。这一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修改书稿上了，有时连吃饭、睡觉、看电视都在思考。整体把握，是我改稿的宏观视野；字斟句酌，是我改稿的生动状态；精益求精，是我改稿的终极目标。俗话说，慢工出细活。也许这本小书未必就是“细活”，但我的确是一丝不苟、精心打磨的。此外，我还注重精选例证。改稿时，换过多少例证，需仔细核对，才能说清楚。这里只讲一个增补的例证。在修改书稿的间歇，我偶然读到梁实秋的散文《退休》。其中，令我眼睛一亮的语句是：“……言外之意好像是等到你头发全部雪白，腰弯得像是‘？’一样，患上了帕金孙症，走路就地擦，那时候再申请退休也还不迟。”其中的“？”很特别，不用“问号”而用“？”，让“？”进入句中，构成了独用标点。我以为，加上这个例证，有助于认识独用标点的复杂性。于是，我增补了这个例证。改稿的活儿，看似风和日丽，波澜不惊，气定神闲；实则暗流涌动，此起彼伏，劳心费神。但我并不觉得辛苦，每当改得使自己满意之时，更有精神为之一振的快感。

2023年，是为书稿找出版社的一年。这一年，我偶尔也翻翻已改定的书稿，但更多的时间是在为找出版社而忙碌。孟春，我就跟我熟悉的出版社的责编取得了联系。她告诉我，要等今年10月以后再说，且现在出版费大涨，然后她说出了具体的报价。我听后大吃一惊。她还说，出版费这么高了，你还出书吗？我果断地说，能少花钱当然好。如果没有还价的可能，也只能接受出版社的报价。说实在的，将近30年来，我每次出书都很顺利，即使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书，也是联系一次就搞定了。此次联系出书，却遭遇等待，好似父母给新生儿上户口而不得，难免心情沮丧。

等待书稿出版，就像家有大姑娘待字闺中，姑娘不急，父母特急。父母希望为姑娘尽快找到满意的婆家，难免心中忐忑，四处托人；书稿自然是泰然处之，我却希望尽快找到出版费低廉的出版社，也难免寝食不安，多方打听。

心中常想着出书的事情，就容易发现关于出书的信息。随便看看手机上的“百度，”平时并未在意的所谓“出书”的信息便时时映入眼帘。或曰：“郴州出版社几千元就可以出书”，我根本不相信郴州有出版社，但“几千元就可以出书”，却令人心动；或曰：“几千元可以出书，出版社还将其打造成畅销书”，似乎更有诱惑力。作为一个常跟出版社打交道的老作者，我知道“百度”上的这些信息大多是那些“提篮子”的人编造的鬼话，大多是钓鱼的诱饵。我自然不会上钩。但我觉得，点进去看看，似乎并无大碍。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看了一条又一条信息，也没有找到我想要的答案，却招蜂引蝶，惹来了一个又一个“中介”。他们或要求加微信，或直接打电话，一时间手机响个不停，非常热闹。我打定主意，只了解情况。从他们的电话中，我了解到他们比出版社的要价更高。后来电话都接烦了，我只好说，对不起，我没有书稿要出版，是小孩子玩手机随意乱点的。如此这般地回复了多次，虽然冤枉了小孩子，但跟我联系出书的电话真的销声匿迹了。可是，已加的微信却仍然存在，删也删不掉。

仲夏，我跟20世纪末就给我出过书的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一位编辑室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社现在是一级出版社，出版费很高。听了他的报价，我知道这比我已经联系过的出版社的报价还要多几万。那一刻，我既高兴又懊丧：为母校的出版社而高兴，又因高昂的出版费不得不知“贵”就退而懊丧。

删不掉的微信，不断发来新的出书信息。我一般只看不回，但也回过一次。一位自称是某编辑的发微信：“曹老师，专著现在有活动，主编、副主编还有位置，……”原来，这就是要我掏自己的钱在别人的成果上署名。可见，这些所谓的编辑，不过是学术腐败的幕后推手。我不客气地回复：“我只在自己完成的成果上署名。”对方很快回信说：“咱自己还在写稿吗？”看起来，他似乎不相信当下还有人自己撰写书稿，多么荒唐！！我回复说：“当然是自己写稿，就像自己亲自吃饭、亲自睡觉一样，必须的。我已与出版社签了合同。”我的回复有真有假，“自己写稿”是真话，百分之百的真话；“签了合同”，是假话，意在断了这位“编辑”继续引诱的念想。果然，这位“编辑”的微信消停了。

等待，……眼看10月已离我而去了，出版社却杳无音信。

11月又快过半了，我急不可待地给有过多次合作却未曾谋面的责编打电话，再次跟她说起出书的事。她告诉我，她已调离原来的编辑室，她要我把书稿发给她，她负责转给本社别的编辑。第二天她发来了选题申请表。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我很欣喜，就像经过漫长而寒冷的雨季，突然见到了明亮而温暖的阳光。

11月15日，一位自称是某出版社的张编辑给我发微信，说是某老师把我推荐给她了，并且询问了出书的相关情况。11月24日，张编辑在微信中说，选题上周已申报了。同时发来了《图书出版合同》。看起来，拙著的出版已进入快车道了。

12月29日，收到拙著的封面设计稿，我在微信中选定了封面。后来，我收到了出版社的纸质《图书出版合同》，看了一眼签署时间，也是12月29日。根据我以往出书的经验，至此，我为拙著出版所要做的，就是确定三校稿了。个别例外的是，有时责编还会打个电话，对书稿中有疑问的地方进行确认。

2024年，我在等待中与责编反复沟通。原以为拙著的出版很快就能“临门一脚了”，可是到了2024年3月中旬，还末见到三校稿。18日，我问责编，责编说，三校稿还没有到她手中。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更多的麻烦正等着我哩。

4月下旬，花木向荣，和风习习。我终于在微信中看到了拙著的三校稿，我迫不及待地查看。这一看，我气不打一处来。这么混乱的三校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校对在我的原稿上一顿乱改：知识错误，有好几处；鲁鱼亥豕，也有多处。甚至把我认为非常典型的例证也删掉了10来个。连“后记”中的“我”，也被全部改成了“笔者”。我打电话给责编，不客气地说，你们的校对都是新人吗？不懂却要乱改，错误太多了！她耐心地解释说，他们的校对都不是新人，有什么问题可以商量。后来，我把三校稿打印出来。我两眼不睹窗外景，一心只改三校稿。经过两天两夜的仔细阅读，并把错误之处一一标出。4月24日上午9时30分，责编用办公室的座机打通了我的手机。我叫她打开电脑，找到拙著的三校稿。从第1页开始，我逐页地说我的看法，她一页一页地作标记，直到最后一页。讲得我口干舌燥，手机烫手。11点多钟了，才把我的意见讲完。后来，我说，你们的校对是很认真的。问题是，不懂再加上认真，就难免惹出大麻烦。根据我的记忆，这是我这一辈子打电话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连我指导硕士学位论文时也没打过这么长时间的电话。

5月29日，我又给责编打电话，询问三校稿的情况，并且说离合同出版期限已不足一个月了。她告诉我，还在核红。我想，这也太慢了！

6月3日，责编主动给我打电话说，终审时发现书稿涉及一些特殊人物的言语作品，因有特殊的出版要求，必须进行特殊处理。如保留这些例证，必须删去这些例证的出处；而为确保全书体例统一，必须删去书稿中所有例证的出处。听了她的话，我坚定地说，书中例证的出处，其作用独特：提供查证的线索，增强可信性和说服力，体现学术严谨性；如果把书中例证的出处全部删除，那就不像学术著作了！那些要特殊处理的例证又很有特色，弃之实在可惜！我似乎觉得，这种两难的选择，虽无“舍生取义”之难，却有忍痛割爱之伤。可又有什么好办法呢？我犹豫再三，不得不心不甘、情不愿地把他们认为不宜出现的例证全部换掉，好似断臂求生一般。

6月21日，我又收到了纸质的校对稿。起初，很高兴。当收到第四件时，我就高兴不起来了。我想，一本小书终审之后的书稿要用四件快递吗？拆开快递，我发现三种不同的校对稿。翻阅这些校对稿，我的头都大了。仔细校对，发现的问题多得奇出。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出版社发来的终审之后的书稿。我不能不说，出乎意料之外！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来个校对稿再校对一次？我更不知道，拿到新书，还要等多久！？

8月12日，我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上观光，突然收到责编的微信，微信主要说了两个问题：一是说某个例证涉及个人崇拜，建议更换；二是某两个作家多有非议，也要换例。看了微信，我真想直接跑到与中央大街同在道里区的出版社去，跟责编好好“谈谈”。可我是跟团旅游，还要去乘坐火车，只好作罢。回到家中，我换了两位作家的例证。其他的则坚持了我的观点。

9月12日，我又发微信给责编，询问拙著何时才能印出来？责编回信说，已下厂了，节后开印。我只能叹气，连一个字也不想回。

10月8日，责编发来微信，要我给她一个收书的地址。

10月29日，我发微信给责编，希望催一下印刷厂。她表示要找印刷厂。可一周又过去了，还末收到书。

近30年来，我出书10多部，从未遇到过出版这本小书这样的麻烦。我知道，出版这本小书这么不顺利，是谁不靠谱呢？我心知肚明。当然，涉及到出版政策的问题，那就是我自己不靠谱了。

我暗暗地问自己，我在拙著出版方面应该做的相关工作，是结束了，还是没有结束呢？我无法回答。我的牵挂更无法停止。我翘首以盼——期待拙著以完美的形象尽快来到我身边。

悬车之年，新出一本小书，算不上什么大事，却是令人高兴的！至于出书过程中的种种不如意，只是付之一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