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馍馍
烙花馍在我们老家是端午食事中不可缺少的，有人家过年或者家里上坟时也做。听说烙花馍的习俗来自民间流传的驱邪、消毒和避疫的特殊习俗。不过，我一直没有见过家里人捏过“五毒”，毕竟蛇、蝎、蜈蚣、壁虎、蟾蜍的形象过于“毒”了，不及小鸡、鸟雀、鱼儿和桃子、牡丹花、莲花等形象惹人喜爱，特别是最后一道工序描上颜色点缀彩色花点之后，这些小动物和花卉更是栩栩如生，亦寓意着美好的祝愿和期望。
我于 1968 年出生在甘肃静宁县一户农家，5岁时过继给舅舅，1973年跟着外婆和舅舅去遥远的新疆生活，幸运的过上了好生活，不但上了大学，还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1987 年参加《未来作家》文学院无锡改稿会时第一次返回故乡，见到记忆中的堂兄弟和姐妹们还稍显陌生，小时候一起胡闹过的事也忘记的差不多了，到底做过什么“坏事”也全凭她们说了算。1992 年，弟弟准备结婚时我再回去时，就跟她们很熟悉了。
那个年代，“吃”是我们兄弟姐妹永远是生活的主题，记忆中小时候一年到头最让我们高兴还惦记的日子就是过正月十五和我太爷的祭日，这时候不管怎么样困难，妈妈和婶婶会变戏法似的拿出白面，蒸花馍馍。记得最后一次回家，我们围坐在炕上，她们个个手里拿着针线，绣花或者是绣鞋垫，我则按她们的需要一根根的抽线，做一个帮手。我问她们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给太爷上坟偷吃花馍馍的事，那时趁着大人准备烧纸忙碌，我们偷偷把牡丹花的花瓣一点一点偷偷揪下来了装在衣服兜里，往回走的时候故意一个个磨磨蹭蹭的落在后面，看见没人了就赶紧把“花瓣”都吃了，那“花瓣”的滋味会让我们回味很多天。姐妹们都笑着问我：“你都出去这么多年了，好吃的都吃不过来，还会想吃花馍馍？”我说：“怎么会不想呢，好多年都没有吃过了。”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二妹不怎么做声，突然，她用手在我的脚底比划了一下，我猜想她是给我的脚量尺寸。二妹是我二叔家的三女儿。父亲有两个弟弟，小叔家一儿一女。二叔家则有五个女儿，大姐和二姐年龄稍大一些，唯独二妹和我年龄相仿，所以我找她玩的时候多。她虽性格内向，但针线茶饭样样都好，特别是做花馍馍和剪窗花，是姊妹中手最巧的。1987 年我回家见到她时，她才十五岁，1992 年她已经出嫁。婆家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腰罗卜村。我回来的当天，三妹站在我们家门前的台阶上，朝着她家方向大声叫了她，说小姐姐回来了！那时没有电话，传递消息基本上靠人捎话，两个村的人隔着山沟沟喊一嗓子，不管谁家的事都能传达到。
那时她正腆着几个月的身孕在门前的山上锄草，听到我回来了的消息，连锄头都没有放回家，就直接回来了。我看见她出现在院门口的时候楞住了，我说你都快生了吧，怎么还在地里干活？她红扑扑的脸上冒着汗，头发用一个方头巾包着，笑着说都是农村人不干活干啥。下午，出嫁的堂姐妹们陆陆续续都回来了，这样的时节，她们定为休息日，时间一般要持续三天，她们才肯散去。
二妹这天晚上走的最晚，等所有的姐妹都走了之后，她才要悄悄问我：“姐，我想问你，我的名字怎么写？”她问我的时候，我没敢笑。因为我知道，二叔家家境不好，孩子又多，她一天的校门都没有进，7岁的时候，就开始背着三妹在家干活，背完三妹，紧接着就是四妹，后来年龄大了，就成了二叔、二婶的一个干农活的帮手。家里没有户口本，没有民主选举，结婚的时候也不需要结婚证，只要男方家给了彩礼，选个日子，敲锣打鼓的嫁过去就行了，想想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没有让她认识名字的机会。大家都叫她sai sai zi，这么多年来，我也是这么叫她，但从来没有想过她的名字怎么写，听说我二婶当年给她取名字时，是想到了平时常用的筛粮食用的筛子，我在大脑中迅速搜索着每一个和她名字相近的字，我甚至想选一个最好听的字告诉她。她的名字中有“筛”这个字，但此刻，我是决不会把这个字告诉她的，不知为什么我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的名字就是工具的名字。后来，我镇定了一下，告诉她“其实，我们在外面都不叫小名，你看我的小名叫扇子，但我在外面，大家都叫我靳芳兰，靳芳兰就是我的大名，你应该有个大名。”
“真好听。”她用手拧着衣襟，笑着说。
“你就叫魏映竹吧。”我迅速的把我的一个笔名给了她，这是我从韩愈的一首《题百叶桃花》中“百叶双桃晚更红，窥窗映竹见玲珑”摘取的两个字，准备用作笔名。二妹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竹子南方生长的一种植物，古时候的人们喜爱用竹子比喻人内心谦逊。她说反正就是好的意思对吧？随后，她让我把这三个字写下来，我从笔记本上撕了一张纸，工工整整的写好了递给她，她认认真真的叠起来，装在衣服口袋里，不放心似的，按了又按她的口袋，仍旧是腼腆地一
笑，扭头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还躺在炕上没起来，三妹跑进来，大声的说：“小姐姐，要做花馍馍了。”不是过年过节，也不是太爷的祭日，怎么要做花馍馍了？我赶紧起来穿好衣服，急急忙忙吃了一口饭，想去看看怎么回事。到她家的时候，其他几个姐妹也到了。大家七嘴八舌地抢着问她咋想起来做花馍馍了？她看着我笑着说：“啥也不为。”
说着她麻利地爬上炕，掀开棉被，从下面拉出一个大盆来，原来她昨晚就把面和好了。她凑近面盆用鼻子
闻了一下，说声好了。我们几个把盆子抬到厨房里，她边挽袖子边指挥着我们，让三妹搭碱，四妹烧水，大姐负责揉面，我一看我什么事都没有被派上，急了，问她，她却说什么也不用我做，只要等着！不一会，她自己也忙碌起来了，不断地揉、撮、拉、挤、捏、拽、摔、滚……那很大的面团一会儿成条形，一会儿成圆形，她用新篦子和筷子在做好的花馍印上花纹，用豌豆红枣、红辣椒点给兔子和鸡缀上眼睛和舌头。我看见她的头上沁出了细小的汗珠。隔一段时间，她会用手轻轻地撑一下腰，做好一个放一个，等笼里放满，我赶紧一起把笼抬上锅，厨房里被水蒸气笼罩了，我们像穿梭在云雾中，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她用手抓了一下蒸馍的气，告诉大家馍馍熟了。出锅后她用红色、绿色和蓝色的颜料给每个花馍上色。最后她自己把花馍馍分了几份，我想可能是给父母和公婆的，最后，她装了满满一盆的花馍馍，递给我们让我们去吃。她自己拿了几个做好的花馍馍，轻轻放到文火慢烤的平底锅里，一个人不急不躁伺候着一锅香甜可口的花馍馍出了锅，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我现在桌子上摆放着的那几个形态逼真的花馍馍，就是那次二妹用文火慢烤出来的花馍馍，她用自己绣的手绢包好了，递给我说：“带回去，留个念想吧。”看着活灵活现的鸟儿，栩栩如生的牡丹花，哪里舍得吃，在二妹手里是花馍馍，在我眼里，这完全是艺术品啊。谁知，真应了这句话，花馍馍真的成了念想。我走后的一个半月左右，二妹因为难产死了，她临走前把放在箱子里的一张纸拿给她的姐妹们看，并告诉她们上面是她的名字。因为二妹没有留下孩子，又是年纪轻轻就殁了，婆家都没有好好的给她修个坟，过了没两年，妹夫又娶了新媳妇，渐渐地与我们的亲戚关系也断了。
不过我给自己的二妹起了一个时髦的名字这件事，在我们村子传了一阵子。但没过多久，大家也都忘了。魏映竹和花馍馍成了我和二妹之间唯一的秘密，所不同的是，我现在每天都能看到她做给我的花馍馍，而她却再也听不到有人叫她魏映竹，连最有机会写上名字的墓碑，也没有。
我家的书桌上一直放着 6 个惟妙惟肖的花馍馍，每次梅雨季节，我都要小心翼翼地把它用塑料袋包好，放在冰箱里。这是 1992 年我回家乡时，二妹特意给我做的，这一次回去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二妹。
（靳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