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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75年前，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京出发。启程前，毛泽东同志饱含深意地提出了进京“赶考”的重大命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赶考”之路。自此，“赶考”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应对风险挑战、加强自身建设、履行历史使命的形象化比喻。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宣告，“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向全党发出了第二次“赶考”的号召。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是精神和要求。党的两次“赶考”，在精神上一脉相承，在思想上不断跃升，彰显了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历史自信、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的战略气度，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赶考”之时———历史性紧要关头

1949年初，我们党在经历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已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消灭，形成了赢得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告诫全党，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3月23日， 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京出发。临行前，毛泽东同志指出，“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第一次提出了“赶考”的历史命题。

在革命迎来全面胜利的前夕，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 从武装夺取政权走向执掌全国政权， 肩负起在一个拥有5亿多人口的新中国成立与建设的历史重任。立足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节点，面对新的挑战，如何才能够经受住胜利的“大考”，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实现党的长期执政，成为我们党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赶考”的命题，体现了我们党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忧患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与此同时，我们党经过近百年发展，党员数量、组织规模、执政环境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内外部环境纷繁复杂，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管党治党、治国理政考验。想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关键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历史命题，强调“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继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绩”，为全党上下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一致向前进、砥砺奋进新征程奠定了思想根基、提供了精神动力。

从走好进京“赶考”之路，到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虽然历史背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中心任务不同，但两次“赶考”同样是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 同样是即将迎来伟大胜利的时刻，同样是在举世瞩目成就面前容易骄傲起来，同样是面对巨大困难需要进一步艰苦奋斗， 同样是新的征程上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风险挑战。两者都是紧密契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情境、历史任务提出的历史命题，都是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主动化解内外部风险挑战的关键之举，具有重大历史性、标志性意义。

二、“赶考”之题———全局性战略转变

在平津战役打响时， 党中央就已经开始考虑党的工作中心战略转移问题。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当即作出定都北平的决定。在进驻北平前，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决定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虽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了节节胜利， 但在治国理政方面却是“门外汉”“小学生”。因此，国内外一些怀有顽固偏见、戴着有色眼镜的人讽刺地嘲笑道“中国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搞建设”，等着看“共产党搞经济得零分”的笑话。创业难，守业更难。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面对一穷二白的现实国情，如何迅速恢复生产、稳定经济、开展建设、改善民生、打开局面，成为年轻执政党“赶考”路上的“第一题”。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西柏坡到北平，转变的不仅是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更是党的中心任务和战略重心的转移。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通过三年左右时间，创造三个条件，推动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实现根本好转，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明确了行动纲领。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的恢复，并有了较大发展，有力回击了一切的讽刺和质疑。

党的十八大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过渡消耗、生态过度破坏、中低端产能过剩等矛盾和弊端也在不断显现， 粗放式高速发展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洞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并对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党的二十大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我国发展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全面把握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而提出的重大判断， 也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指明了正确的航向。

从第一次“赶考”的战略重心转移，到第二次“赶考”的发展理念转变；从第一次“赶考”走向全国政治中心，到第二次“赶考”迈向世界舞台中央，两次“赶考”是两次历史性决策和历史性转变，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坚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主要矛盾的基本遵循，不仅为不同历史阶段的党和国家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

三、“赶考”之难———何以跳出历史周期率

1933年7月，《申报月刊》刊载“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和方式开展广泛讨论。在这场思想大辩论中，许多进步人士认识到，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条件是要有坚强的政治基础，只有在强有力的政党领导下，中国才能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1943年初，国民党以明末“党派倾轧”“流寇横行”影射中国共产党祸国乱政。毛泽东同志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撰文予以坚决回击。1944年3月，应中共中央南方局邀请，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深刻揭示了明末李自成起义由盛转亡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对此大加赞赏，复信强调：“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945年7月，黄炎培造访延安。毛泽东同志与其深入探讨了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并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

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大历史命题，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前夕，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捷报频传，革命胜利的大势已经基本形成， 即将迎来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历史时刻， 此时党内一部分人开始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和贪图享乐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对此高度警觉，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基于此，毛泽东同志在进京之前，以史为鉴地提出了“赶考”的重大命题，根本目的在于教育警醒全党同志汲取教训、戒骄戒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让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打江山，还能守住江山。

党的十八大之前，随着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富足，一些不良思想开始在党内潜滋暗长、蔓延扩散，少数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贪腐问题触目惊心。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正风肃纪反腐，“打虎”“猎狐”“拍蝇”多管齐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全面从严治党开创新局面，党的自我革命开辟新境界。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毛泽东同志“两个务必”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务必”的重大课题，即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对新时代赶考之路上全党应当秉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的集中概括。

从“第一个答案”到“第二个答案”，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其内涵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都是要求以党的建设为根本，聚焦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刀刃向内的勇气革除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中的沉疴弊病， 不断增强党的领导能力和长期执政能力， 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自警自励的政治智慧和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

四、“赶考”之志———咬定青山不放松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进京前夕，毛泽东同志再次对周围的同志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从“第一步”“渺小的”“序幕”等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赶考”任务，在思想上极其宏阔，在内涵上立意深远。我们党不仅要全面执掌全国政权， 建立新中国，而且要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具体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的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6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使命呼唤担当，雄心成就未来。两次“赶考”之路的提出，都是以党的历史经验为基础，以重大历史节点为起点，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目标，以党的精神谱系为支撑，以全体人民为依靠力量。“赶考”之路，必定是一条迎接挑战、充满希望、前途光明之路。

五、“赶考”之力———空前团结的壮举

“赶考”之路绝非一马平川、轻而易举，有时甚至是险象环生。75年前，对于即将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为了巩固政权， 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 就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学会同党外民主人士精诚合作。新中国成立刚刚半个月，一场人为发动的、以摧毁共产党执政根基为目的的通货膨胀迅速袭来。从1949年10月起，以华北粮食、上海纱布等为代表的物价50天内上涨约3.3倍，范围遍及全国，给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此危急关头，党中央果断作出决定，团结调动一切力量，迅速组织了粮食、棉纱、煤炭等资源调配集中，最终取得了抵御通货膨胀的胜利。面对“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艰难处境，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浪潮。通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全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升，让新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形成了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这一切深刻表明，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紧紧依靠人民，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把现代化事业坚定不移推向前进， 这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带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创造伟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党未来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最深厚根基和最大底气。

两次“赶考”的实践给予我们深刻启示，中国共产党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磨难而淬火成钢，正是因为始终把人民作为“源”和“本”，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与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在新的赶考路上，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 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

六、“赶考”之治———突出制度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前，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长期处于革命战争环境下，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被分割为许多独立分散的单位，各地方党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导致政策不统一、各自为政、重大事情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等问题。为此，党中央敏锐地意识到在党内、军内加强纪律建设已经迫在眉睫，需从革命全局出发，进行了系统研究、思考，建立相关的制度， 采取相关的措施， 为赢得全面胜利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了“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的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具体规定了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党务等方面的中央权限。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作出了六条规定：“一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制度建设在全面执政的历史条件下迈出了新步伐， 逐渐形成了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作为执政70多年、拥有99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我们党要确保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确保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关键要靠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新制定修订的党内法规占现行有效党内法规的比例超过70%， 成为党的历史上制度成果最丰硕、制度体系最健全、制度执行最严格的时期。这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了根本保障。

从毛泽东同志提出进京“赶考”，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的赶考之路”，中国共产党的“赶考”之路已经走过了75年，并且还要永远走下去。面对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新挑战，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答好新的时代答卷，创造新的更大业绩。

（作者为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