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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是一种缘分，在人类的教育与文化传承上，还是知音。音在语言，诗文承载，天地铺纸，沧桑走笔，风貌安知今夕，故事汪洋恣肆，写意中国，照耀世界。师生原本命途相继，心情为度，眼界攸关，可以参悟生活与命途的形形色色、层层凝重，善解一个人和一群人的过往情状、来龙去脉、源远流长。

蜕

我在2018年春天从外校转来母校工作的时候，那一级本科生毕业实习已经全部落实了导师，时任植物病理学系主任的原雪峰教授把自己名下的学生转给我两人。两人都是男生，一为云南玉溪元江土著哈尼人，另一个是贵州铜仁武陵山土著仡佬人。父母均务农，经济拮据，指望儿子学业有成，将来安身立命，甚至建功立业。两个男生的课业成绩都不是很理想。见面那天，低眉看我，却又不像阮籍那样青眼相向；声若蚊蝇，却又不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完全没有精气神，完全没有人生规划，完全没有责任担当，恰似蜉蝣朝生暮死的架势。我替他俩的父母伤心，担心，替他俩过往的老师和学校痛心，惋惜。当即，我决定改变这两个男生。我说的是：“小兔崽子，给我听好了，我要拯救你俩，还你们父亲一个公道。”

我说：“从明天开始，你二人按实验室的作息制度上学放学，跟着师兄马金彪做实验，一有空，就读这本《植物分子免疫学》。第一个星期每天考一次试，如果合格，改为两天一次；如果良好，改为一周一次；如果优秀，改为正常实习，并奖励去南京农业大学植物生长与防卫信号传导实验室访学。”一个月后，我带着这两个孩子来到南京那个实验室，拜托张美祥教授一起重点指导，在那里做了将近一个月的实验。暑假期间，两个男生决定复习考研究生。后来我听说其中一个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植物药理学专业，另一个没考上，但已经找到了工作。

不写两个男生的名字不是因为要保护隐私，而是因为我忘了。的确，绝大多数学生的名字我都忘了。但是，我记住了学生从低眉看老师到目光如电的转变，记得她们论文盲审成绩从60分到98分的蜕变，正如看见我们研究的水稻幼苗如何破壳而出茁壮成长结出新一代种子……

迎春花

离2020年春节还有两天的那天，腊月二十八，下午，约6点，我想着从国重楼东门走出去开车回家，走近正东门，看见右边椅子上坐着一个女生，身边有只拉杆行李箱立着。晚饭之后，约7点，我从国重楼西门进来想上二楼办公室，特意查看，发现那个女生仍然在那里坐着。一问，她是农学院李勇教授指导的硕士生，家住黑龙江，没买到车票，原计划留校做实验，突然遇上防疫令，没地方住，在此等待研究生处安排。我给李老师打了电话，他说已经向学校报告了，学校已经做出了妥善安置。

我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写论文，却一直记着这个女生。大约十分钟之后，我到大厅想看看她是否还在原地，结果她确实还在那里，只不过是站着，手握拉杆箱的拉杆，欲行又止的样子。看见我，她默默低下头，又扬起来，笑了笑，有点凄壮……

她轻声说道：“老师，谢谢您的关心！门口有好多好多迎春花，开得非常好看，我折了一枝送给您，祝您好人一生平安，祝老师春节快乐！”

她拉起行李箱，迈步出发，沉重，蹒跚，渐渐矫健柔曼，朝着迎春花的方向……

她也戴眼镜

我那一级是在 1978年 10月 18日入读的山东农学院。入学第二年出了一件事，纯粹是我无中生有制造的事故。

我出生在沂蒙山区，家穷而且人土，很自卑，而且自卑的有些“过头”。一个主要表现是视荣誉如生命，其致命表现是怕同学们怀疑我是小偷。同学时常丢东西，不免相互议论，“人有亡斧者”，我感觉大家都在议论我，心里鄙视着我，眼瞄着我，料定我有三只手。

一个星期六晚上全系学生开会，辅导员赵坤祥老师念报纸，念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蒋爱珍为什么开枪杀人》，另一篇是 《一个大学生为什么堕落为小偷》。散会后，同学们都找自修室去学习，我也到了一个自修室门口，里面已有很多人，有的同学已经找到了座位，我身后还有五六位同学，在往里看。我也朝教室里面看，看到里面的人都虎视眈眈审视着我，感觉背后也有十几只眼睛盯我后脑勺。顿时，我如坠冰窟。

于是，我走出来了，最后到了赵老师的办公室。一进他办公室，赵老师招呼，我木然坐下。赵老师问什么事，我说不出话，憋了一会儿，哭起来了，先啜泣，后抽泣，再后呜呜地哭，再然后，甚而至于有些嚎啕大哭。赵老师说：“不要哭嘛，有什么事说说看，有老师呢。”我就委委屈屈说出了意思，说同学们怀疑我是小偷，我受不了了，还讲了听报纸、找教室的感觉等等理由。赵老师想了不到一分钟，然后说话，意思大约是：开会读报纸上的文章，并没有针对谁，只是普遍教育；同学丢了东西议论一下，也很正常；随便怀疑是谁偷的，就太轻率了，但是我没有听到有谁怀疑你是小偷。赵老师最后的总结，我终生不会忘记，他说：“相信自己，相信同学，相信组织。”

我哭哭啼啼之后不久，张振芳同学丢了眼镜。眼镜当时值将近10块钱，那时我们每月生活费不过七块六毛钱。同学眼镜丢了，又轮到我着急了，急得不行，恨不得振芳一下子从旮旮旯旯里看到他的眼镜。但是眼境到底没找回来。振芳倒是并没有咋呼，因为我跟他一个团小组，我还是团小组长，团小组开会时，振芳说：“这不还得去配个眼镜，快要十块钱了。”就这样，我知道他眼镜丢了，心里着急，思前想后，就在信封里装了10块钱放在振芳床上。这十块钱是开学返校时我妈给我让买件棉衣的，因为我上大学后冬天穿的棉袄是我表哥替换下来的。

第二天，我在自己床上看到一封信，打开看，有十块钱，只不过换成了五张两块的。还有一封信，是铅笔写的，而且是反着写的，从背面才容易读出来。这是振芳的钱和信，说着谢谢，并且说他不能要，我比他还穷，但一张换成五张，做个纪念吧。

晚饭后，我找到一个老大哥同学，叫张成喜，他是副班长兼生活委员。约他到校门附近的一片小树林，我诉委屈说振芳不信任我，把钱退回来了。老张解释了很多，我憋屈了一会儿，结果把五张两块的钱拿出来，撕成几瓣，扔到身后那个防空洞里。老张似乎非常生气，说：“不跟你说了，你怎么能这样？莫名其妙！”

忘了是当天下午还是第二天中午，学校广播站居然表扬我了，表扬稿题目是《一封没有发出的信》，表扬我关心同学，慷慨解囊。

我无地自容。

至今难忘，至今有愧，至今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莫名其妙，真是不可理喻。振芳好像至今还不知道这件事。

上面《她也戴眼镜》题内故事是我在30年前写的，原题《眼镜》，现在有续集。

振芳他侄女也学习的是植物保护专业，留英博士毕业生，去年回国。拟人必以其伦，一本万殊，各从其类，必定也十分敬业。

她说：“张振芳是我三伯，就是三伯的影响，我才学的植物保护。”

确凿，她也戴眼镜。